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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祖国能有什么爱呢？”①，“并不是祖国在危险中，而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以及青年的前途在危险中。”②“一个这样的祖国，它养活它的一切成员，而不养活游手好闲的人，我可以喜欢它，为了它值得尽力，去为反抗非正义的事而斗争，为这样一个祖国，人们能够牺牲生命、血肉和自由；但是为了我们的祖国？”③同样随着这样一些论断，魏特林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反动派所谓的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家伙”的说法是彼此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魏特林明白地看透了这样连带关系。如他所看明白的，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敌人是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为了和这个敌人斗争必须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声明团结一致，所以他也认识到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企图，就是要把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隔离开，并且把外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为他们的主要的敌人。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说法，魏特林傲然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见解：工人阶级——居民的大多数——只要生产资料还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就不会有祖国，这些少数人掠夺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也掠夺外国以及外国的居民。所以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的斗争。
①本书第125页。
②参看本书128—129页。
③本书第126页。
魏特林因此曾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一定的本质的特性，但是并没有透彻地看到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规律性的过程。尽管有他那一切正确的论断，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推延的历史任务。他的论断：工人无祖国，因为他们在一切国家里都失落得一样多、占有得一样少，这句话同样也被包含在《共产党宣言》里，但是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特别提出来，建立一个民族的德意志国家——虽然暂时先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构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一。这一点是魏特林所完全没有考虑到的。
魏特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这一见解，即认为实现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革命，唯一地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对此具有力量，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具有能力来掌握夺到的国家政权和领导新的国家。①因此他给了工人阶级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在行动中的坚决性和对于它的胜利的确信。
①在“论选举”一章里，魏特林对议会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提法容易令人误解，似乎他是一个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或否认人民有能力领导自己。他在那里以轻蔑口吻谈到“大众的投票表决”，“民主政治的怪物”（见本书第179页）。但是他心目中是指当时的那些议会和“民主政治”的官样文章。如他在下面写道（第180页），他指的只是那种已使他“感到厌恶”的，“由现行的选举制度所代表的所谓的民主政治”。通过他所提出的选举制度，他想要保证进步不会因为人们的无知而受到阻碍，或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化为空谈。
在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种种制度中所固有的主要矛盾，是把社会的改组倚赖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恰恰是以现存制度的永恒不变为它最大的利益的，魏特林通过下列这一点而彻底地克服了这个矛盾，就是他认为这种革命的唯一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他还没有认识到那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的、历史的规律性，这些规律必须为无产阶级所认识，并且加以利用。对于他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并不是由对于种种社会条件的深入了解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伦理的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日益成熟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结果，而只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理解的结果，即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必须消灭这个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制度。“因此我们不要说”，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写道，“人类对这件事（指共产主义革命——导言作者）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①因此对于他来说，革命的实行并不是一个按计划准备好的、由理论的观察决定的、由一个党领导的革命工人阶级的行动，而是在于一种群众自发的夺取政权的暴动。他认为社会状况还没有窒息、压迫到足以发动足够的人热心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贫困迅速地推向最高峰，并且造成一种普遍的混乱，在这样的混乱中应该“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一击连着一击”地打下去①，因此矛盾就在这里，就是：原是应该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由科学理论领导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出于确信而跟着它走的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却要求由一群由于贫困而陷于绝望的群众没有领导地来进行。“那时候”魏特林写道，“不容许还四处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②魏特林把革命看作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行动，这种看法——不通过一个革命的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有系统的思想上的准备——必然要导致领导者的侥幸选举和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于领导者的作用的过高估计。魏特林虽然也曾预感到，群众的政治成熟性在革命的行动中将会飞跃地增长起来，但是他不肯完全依靠这一点。
①本书第268页。
①本书第269页。
②同上注。
关于如何实行革命，他的许多见解是不一致的。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他把重点放在必须强力推翻统治阶级这一必要性上，但是他又不排斥革命也可以在和平的、渐进的道路上进行的可能性。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他写道：“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①。接下去又说：“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②。最后他答复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敌对者说：“有些人也许要批评我，说我把实现好事情的希望，寄托在一种通过暴力的颠复上。对于这些人我必须回答说，事实本来是怎样，我就把它说成是怎样，……”③在这些地方他的意见不是模棱两可的，认为一个“在渐进的道路上”的革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并因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对于这一点又疑惑不定：“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④。他假想“和平的”解决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①，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指的正是他自己。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强力的革命对于他来说始终是最后和最可靠的手段；整个他的这一本主要著作本身就证明了他的信念，他是怎样的不相信统治阶级的好意以及他又怎样为反对乌托邦主义者的这种学说而尖锐斗争。同时魏特林知道，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必需要有一个专政的时期，以便镇压和最终地粉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个时期也可能要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性的争执。对于这个时代他要求严格的纪律，要求一部分旧日法律的继续有效（这些法律共产主义里将会失去它们的功能）以及全体人在军事上的准备。
①本书第260页。
②本书第270页。
③本书第282页。
④本书第260页。
①本书第272页。
魏特林的天才正在于这里，就是：他在比较地还不发展的社会关系里，并没有承袭什么前人的科学传统，而能对于劳动阶级解放的各种条件取得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卓越的见解。他已经在理论上预见了他那未来的、刚在形成中的阶级的解放。魏特林把强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道路教导给无产阶级，他还教导无产阶级，唯有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魏特林的许多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偶然的，并且不只是受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成熟的限制。他缺乏工人阶级在1848年以前几年间的斗争中的国际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予以总结了，也缺乏两个革命年代的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理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出版，魏特林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顶点。1843年他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各地方政府日益采取更强烈的压迫手段，驱逐他和他的合作者出境，以及阴谋破坏他的杂志的印刷和出版。法国和德国方面的《年轻一代》的递寄也几乎完全断绝。但是主要的是，当时在瑞士根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①。加以手艺工人中间的频繁的流动性也阻碍了一个稳固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只是在现代的工业企业里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食堂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消遣的场所，花费了许多钱而没有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最后在许多协会里没有能消除资产阶级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日益强烈地倾向于青年黑格尔哲学，并且日益获得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都促使魏特林日益退缩。
①恩格斯曾经写道：“同盟的成员们虽然一般说来是些工人，但他们实际上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当时剥削他们的人，甚至在世界各巨大都市里也多半只是小行东。甚至在大规模的裁缝业中，甚至在由于裁缝手艺业变成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后形成的现今所谓成衣工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出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瑞士。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但是我们在1843年的上半年，还可以看到许多文件，主要是他在《年轻一代》上的文章，这些文件证明了他超出于资产阶级反对派之上，以及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对维尔特的斗争。
在这期间，魏特林把他的编辑部从威维迁往洛桑，但是他还存着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可能更好地进行宣传鼓动，想迁到苏黎世去。1843年5月初，他到了苏黎世，并且把他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交给印刷者赫斯去排印。他是那样的未加审慎，在该书出版之前，先印发了预定广告。在广告上说“这本书里有一百多处圣经的引文可以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最勇敢的结论完全和基督学说的精神一致。”①此外在广告单上包括有许多章节的篇目（例如“耶稣教导废除私有财产”，“耶稣教导废除金钱”，“耶稣的原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和罪人的交往”，“耶稣绝不尊重私有财产”，等等）。这种广告落到苏黎世的教士手里，他们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检察厅检举魏特林。现在瑞士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久已盼望的机会，对魏特林并同时对苏黎世的激进派（弗吕贝尔和福伦）放手进攻。6月9日夜里，他和其他一个苏黎世协会的会员被捕，经过审讯——除魏特林外——又被释放。在印刷人赫斯那里排好的版，已经印出的书页和存放的原稿都被没收。①检察机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臭名昭著的国务参议官布伦奇里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是一份“呈送苏黎世政府”的报告，这份报告被立即公布，用最黑的颜色来涂抹污蔑共产主义者，并且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