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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那作为殉道者以及作为工人阶级一个受召唤的领袖和先知的角色更充分地表现出来。《法庭》一书于1929年由E．巴尼科尔在基尔出版。
①魏特林想要撰写一本《真理的体系》，这个计划是由于他在狱中得到一本蒲鲁东的书而引起的。这是蒲鲁东1843年出版的《人类秩序的建立，或政治组织的原则》。魏特林认为他的这些思想有极大意义，认为完成这些思想比参加工人运动中的实际活动更重要，他甚至相信通过这个工作可以把共产主义建立在一个比迄今更深刻、更正确的基础上。《思维和语言学》一书从未作为定稿发表。甚至魏特林可能已经在1869年销毁了他的原稿，但是这本书的体系已经接近完成。1849年魏特林从汉堡逃亡时，曾把《思维和语言学》的一个摘要留下来，这个摘要他希望送给亚历山大·冯·洪堡特去审阅。摘要的标题是：《宇宙的分类》，它同时也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的普遍语言的分类”。在这里他一个个地列举并区分了种种概念、字、物体、存在与运动的形式、性质以及作用等等。1855—1856年所写的第二部著作：《在宇宙电磁作用中运动着的原始物质》一书显然是对他的体系的天文学部分的进一步发挥。在这本书里他想把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宇宙力”，归结为一种“原始物质”。“在这种原始物质里有相吸与相斥作用，有流动、热、光、力、运动和生命……”。魏特林把这部稿子送到美国去印刷，并把它分送给很多科学家和院士。第三个文件（1859年）是向柏林科学院秘书爱伦堡教授的第二次申请书，并说明他的1856年的作品。这个文件题为：《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对《原始物质》一稿的继续发挥。在这里魏特林写道：“在我的《原始物质》一稿里，我还保留了哥白尼的学说，现在我已经摆脱了它，哥白尼的世界体系，和托勒密一样，都是错误的。……提科（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比较接近于真理”。此外，如魏特林的儿子所说，他手头还存有一份《论天体力学》的稿子；按这部稿子所说，太阳“从西向东围绕着地球在一个大圈子上移动，而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则是地球的运行轨道”。这一切作品都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些作品已经于1931年由巴尼科尔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里，宗教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地位。这无疑是伦敦的同盟领导人以及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的结果。
1845年5月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驻在地。1845年末，他已经离开伦敦几个月，在《特里尔日报》担任编辑工作，以及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和其他杂志写文章。虽然在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之间有若干相近之点，但是他不久就直觉地体会到这个“肮脏的，没有神经的刊物”（恩格斯语）的阶级性质并辞去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我从格律恩那里得到一句‘最后的话’作为答复；我们就分手了”，这是他在1845年9月写给赫斯信里的话。①在布鲁塞尔，魏特林第一次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会见。当然以前他早已听说过他们和他们的工作。例如在伦敦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对《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评价，并且在1844年10月的一封信里向马克思表示他的友谊。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说，“我相信在《前进报》的若干文章里已经认识了您，因为我比较了这些文章的精神和人们所曾经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事，使我欣佩。我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所费词，总之，我们是朋友，并且希望以朋友的身分能彼此时时有所相闻，也就是说时时互相寄几行信……”②。当他到达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切方式来欢迎他，并且企图努力说服他，使他相信他还在不断地宣传的那些早先的见解是既不够又错误的。“但这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天真的年轻的裁缝帮工”，恩格斯这样写道：“惊奇于本身才能，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应是个什么样子了。这时他已经俨然是个伟大人物，受那些羡慕其优越的人们所追逐，到处都觉得有人跟他竞争，有人跟他作对和暗算反对他了；这个从这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仙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实现天堂世界的现成药方，并且以为每个人都在打算偷取他这付药方。”①他到达之后没有几天，就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里发生了第一次原则性的争辩，争辩中表示出来，魏特林既不能也不肯放弃他那宗派性的乌托邦式的见解，而站到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那种认识的观点上来②。
①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8页。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5页。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这里，我们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纲》，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中所已经达到的水平。
1846年3月30日在委员会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特别是讨论了在德国国内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③。在恩格斯致开会词之后，就由马克思发言并且提出了两项主要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贯彻革命的理论。正是为了这一点，因此共产党人就必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并且克服平均的、或是手艺工人式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对于这些理论的批判和在工人组织里对这些理论进行斗争，看作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实际工作知道，特别是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起着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许多文件都表明了和格律恩以及其他人等等还有与“魏特林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争辩，这些人和这些主义阻碍无产阶级认识它的地位和它的任务①。魏特林曾经声明过，“他的任务不是创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而是接受那样一些东西，例如，在法国曾经表现出来的最适合于使工人认清他们的可怕处境；看清那些为统治者和现存社会作为口号的一切对于他们不公平的东西，教导他们不要相信任何诺言，只有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自己身上，寄托在建立民主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上②。对此马克思反驳说，“把人民煽动起来，而对于他们的行动却不给予任何牢固可靠的、详加考虑的基础，这简直是一种欺骗”③。此外马克思指出，现在去从事于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无用的事。暂时先还谈不到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问题在于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来消除德国半封建状态，而在这里面资产阶级必须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③关于这次重要的会议可惜只有两份不甚可靠的报道。一份是魏特林1846年3月31日给莫泽斯·赫斯的信，信里叙述了讨论的经过情形。另一份出于俄国的自由党人巴·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曾邀请他参加会议，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情。魏特林的信载入巴尼科尔的《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69页及以下部分，安年科夫的报道载于1880年的《欧洲使者》，并收入《卡尔·马克思，回忆录和论文集》，1934年苏黎世版（现在已编入《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7页及以下部分）。恩格斯后来告诉倍倍尔（1888年10月25日的信），说魏特林的最主要的观点是表述得多少正确的。又参看E．P．康德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195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20—126页。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49年柏林版，第32、36、65、108、109页以及其他有关各页。
②见：《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页。
③同上注。
在这两个问题上，魏特林都起而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等等。他认为，一切集团和流派都必须共同为反对统治阶级而努力，把他们之间的纷歧撇在后面④。他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成长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贯彻，只有在对不科学的和反动的观念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中才有可能，在这里他客观上是在企图阻止必要的澄清过程，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他站在前面掩护着那些反动的、有害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观点，并且试图把这些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调和。同时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也继续不变。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坚持他的乌托邦主义的观点，认为未来的革命必须直接导入共产主义社会，任何对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支持只会延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日。因此，魏特林——面对着日益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的，他们也是用这些论调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的。及至最后，他认为“他对于共同事业所做的一份准备工作”总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受苦世界和人民的困苦所作的批判和书斋里的分析”更重要些，在这时，马克思以一句著名的话结束了会议：“无知从来不会使人得到教益”。①
④参看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70页及以下部分。
①转引自《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39页。
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外，还表现在魏特林在印行他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体系著作”（《法庭》和《思维及语言学》）这个问题上，由于显然的原因，没有能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就公开地决裂了。
魏特林在伦敦所结识的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已经到纽约去了。在那里，他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的特派员，并以这个名义成立了同盟的一个支部。不久，他就和美国的“民族改良派”相结合，这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抵触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克利盖把他在1846年1月所举办的报纸《人民论坛报》供这个组织使用。他在这个报纸上展开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宣传，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密温情的共产主义”①，并且奴颜婢膝地向富人们呼吁，以便从他们那里取得实现他的计划（使每个公民有一百六十亩耕地）的经费。这种“共产主义”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因为它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不仅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并且和它是相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和克利盖相反——应该是引导这个运动使它超出当时的要求，而克利盖却停止在那个目标上，要把一切人都变成私有者，从而也就把同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②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下面所说的“决议”，就是这篇“通告”。——中译本编者
1846年5月11日，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克利盖的行动，并且否认他有权继续自称为同盟的代表。①在决议上署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绝签署的人，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