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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然后她与家人永远道别，再也不打算回去。她说：“我那时把美国看作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有个人位置的国家。”
兰达抵达纽约时不懂英语，也没带什么东西，只有通过母亲变卖手饰后买的一台打字机和一些衣服。有趣的是，这位富有创见性的俄国移民选择艾恩取代她的名字爱丽莎（或爱丽丝），而根据打字活字逻辑从姓雷明顿·兰达中取出自己的姓。在到达芝加哥后几个月，兰达搬到好莱坞，以在电影业中谋到表演写剧本的职业。她遇见了漂亮的年轻演员弗兰克·奥考诺，在1929年与他结婚，与奥考诺的罗曼关系，很大程度上基于她即将到期的签证，她的婚姻摆平了移民官员，于1931年准许她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婚姻关系长达50年，他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编辑，但她从没有随她的姓。她一直希望成为杰出作家，决定保住自己的姓来作为未来的证明，即使这是一个打字机上的缩名。
兰达在1933年写作并完成了第一个剧本《庇檐传奇》，于1934年在百老汇上演过一段时间，这刺激兰达写第一部小说《我们这些生命》，于1936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这是她第一部反对极权国家和那些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人的作品。接着兰达又开始写第一部伟大小说《本源》，她花了4年才完成，那时，这位工作狂常常一连30个小时坐在打字机旁，不吃不睡。
哈沃德·洛克是《本源》中的主人公，也成为兰达阐述自己哲学的主要渠道。洛克是她第一位英雄，被刻化成“理想的人”，小说是善恶之间的决斗，洛克代表“善”，官僚机构是“恶”。兰达的丈夫，在《本源》成为轰动性小说后告诉记者，“她极其坦诚…她从不奇怪自己将成功，问题在于要花多长时间”。时间并不长，到了1943年，《本源》得到许多重要评论家的赞扬，并称这是可观的成就。1943年5月，《纽约时代》书评称她是“伟大作品的作家”，具有“奇妙和机智的头脑，构思壮观、巧妙、作品犀利的能力”。此书在1945年26次列为全国最畅销书，兰达被约请为加利·考伯主演的影片写剧本。她开始踏上成功之路。
职业历史
兰达在圣彼得堡还是个少女时，便已开始写《国歌》，此书最后于1938年出版，因为她知道像这种“保护自我主义”的小说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是无法完成和出版的，她等到1926年到美国以后才完成它。刚到美国时，兰达先当临时场记，为西西尔·B．德米勒写剧本，在大萧条时又去当女招待，常常当秘书。在她写两部立足于主观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小说时，她又常常以自由撰稿来支付日常开销，兰达的作品有《我们这些生命》（1936）、《国歌》（1938）、《本源》（1943）、《阿特拉斯耸肩》（1957）、《为了新理性》（1961）、《自私的美德》（1964）和《哲学——谁需要它？》（1982），这七本书在过去40年里销出近3000万册。在《本源》出版后，文学评伦家劳林·博雷特评论说：“有思想的好作品现在难得出现，这是我所知道的由一位美国妇女写成的唯一一部有思想内容的好小说”。后来《花花公子》杂志在1964年写道：“艾恩·兰达……是当今美国最富盛名，最具理性思想的名字”。
兰达的两部作品现在已被作为精典之作，而在当初，专家和出版商都曾拒绝出版，他们认为《本源》和《阿特拉斯耸肩》“太理性化”和“不会有很大市场”。有12家出版商拒绝出版，他们认为书中观点太多，没有故事情节，鲍伯斯·麦利尔公司在不抱什么希望的情况下还是出版了它。《本源》在以后10年中销售400万册，成为精典传世之作，好莱坞最后将这拍成电影，由加利·考伯主演哈罗德·洛克——一位维护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主人公。兰达所受教育是世界由法律和种族操纵，这注定要让人成为被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支配的平庸的动物，这两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揭示共产主义是创造性和革新人物的致敌，用洛克的话来说：“我们所处的这一世界是无法让自己生活的世界”。书中洛克这一形象始终是个反传统性的理想典型人物，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书中这13位杰出女性。
兰达于1946年《阿特拉斯耸肩》中，以启示性的主题“谁是约翰·戈特”写成第一主题，又在以后的12年中试图通过哲学意味的对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书出版后有关约翰·戈特的著名广播稿花了两年才写成，总字数达50万（我们这本书只有17．5万字）。兰达有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她绝不允许出版社对她的对话稿删除一个字，她会问：“你会删除《圣经》内容吗？”书中的英雄是真正的“人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在主人公约翰·戈特身上，他实际上是兰达的另一个自我。《阿特拉斯耸肩》主要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道德”追求“理性”。兰达传播着使书中13位妇女成为伟人的同样的信条，“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达到自己所能够或期望的高度，但是只有他所思维到的程度才决定他将达到的高度”。
《阿特拉斯耸肩》更像史诗神话，而不像小说，它揭示了群体社会哲学性错误。约翰·戈特是人类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从他的话语中看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将绝不为另一个人活着，也不要求别人为我活着”。戈特与此相似的举动是在沙堆上画出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声称：“我们正走回到世界”。兰达鄙视利他主义和享乐主义，以下述精辟论述阐述尼采的“超人”概念，“强者必操纵，弱者必消亡”。她把“超人”的所有完美品格都注入到约翰·戈特身上，他是“顽强的理性”、“坚固的自尊”和“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化身，谈到资本主义时，戈特说：“没有相似的成就，没有集体的创造，一个伟大发现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它始创人的名字一过去不曾有集体成就，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存在集体智慧”。《阿特拉斯耸肩》与妥斯陀也夫斯基《罪与罚》，一样也成为精典哲学小说，自1957年来，它已销出500多万册，现在每年销量仍达10万册。
在取得《阿特拉斯耸肩》这一巨大成就后，兰达在接下去的时间里维护和宣传主观主义哲学信条，《艾恩·兰达书信》持续几年宣传主观主义哲学思想。现在哲学课程中也用兰达的书作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教科书。兰达对社会和资本主义起着巨大影响，她对柏林墙消亡所起的作用可能超过世上所有政治家和官僚机构的力量。纽约市的内森尼尔·布兰登研究院是主观主义哲学的中心，阿兰·格林斯潘是60年代毕业的25000名学生中最有名的。格林斯潘成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吉洛德·福特的经济顾问，现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兰达自己在六、七十年代成为许多大学校园的客座讲师，在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阐述主观主义哲学。
气质：直觉—思维型
艾恩·兰达具有宏观眼光的独立气质和工作狂风格，她是内向、直觉—思维气质个性，她的普罗米修斯气质常被心理学家测试个性中作为描述创造、革新个性行为的典型。兰达被看作自己信仰的教条者，在与不具才能者相处时甚至傲慢清高。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遁世者，急不可耐地爬上顶峰。她在1967年和1968年三次在乔尼·卡森节目中露面，成为NBC深夜节目收到信件最多的人。马克·沃拉斯曾不愿采访兰达，因为她是个让人难对付的采访对像。兰达答应采访的条件很苛刻：要保证她单独受采访，内容不被剪辑，不提问引自她敌人的话语的问题，否则她便不接受采访。沃拉斯说她的采访组被她诱人的个性迷住了，当他和同事进行预访时，“他们都喜欢上她了”。
兰达从不对任何事支吾其辞，她是个真正的反叛者，不断责骂自由主义：“知识是御用课堂的寄生物”。她称自己最喜欢的当代作家米基·斯设莱尼是真正的道德家，他的人物黑白分明，绝不会是灰色的，“我对灰色不感兴趣”，她对人的看法也如此。兰达极其超脱，对许多问题很重视。在70年代末丈夫去世后独自生活的情况下，她还是个工作狂，听听古典音乐，以解放者的姿态探讨她的哲学。她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检查你的严密，观察你的含义”，显示了她对生活和哲学的严密和逻辑方法。兰达的律师观察概括了她的个性：“与兰达相处无异于读了思维运用的博士后课程……她的洞悉力和才华如此明亮，我想任何人都无法熄灭它，《本源》便是艾恩·兰达”（B·布兰登，1962）。
兰达是亚里士多德迷，采用他的格言：“虚构比历史更具有哲学重要性，因为历史只是以本来面貌重现事实，而虚构却以它们可能有和应该有的面貌显现出来”。兰达一生中反对女权主义，而认为男人更优越，但她认为《阿特拉斯耸肩》中黛格尼·泰格特是“理想的女性”，她认为爱不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对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的最深刻的肯定，那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才需要有个你爱的人，这是你能付给那个人的最大的赞赏和贡献”。兰达认为自己在14岁时就是个无神论者，她在日记中写道：
首先没有理由相信上帝，因为这种信仰没有依据。其次，上帝这个概
念是对人的侮辱和贬低——这意味着最高境界无法被人类所达到，说明他
是低等生物，只能对自己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顶礼膜拜。
艾恩·兰达的个性气质与凯瑟琳大帝、爱因斯坦、爱迪生、毕加索和书中大部分女领袖一样；她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不管别人赞同还是反对她的信仰，她的哲学观决定着她。用她话来说，她“是把人看作一个英雄个体，以自我幸福作为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富有成果的业绩作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为自己唯一的主宰”。
家庭／事业两分法
艾恩·兰达于20年代与一位艰苦奋斗的演员弗兰克·奥考纳结婚，“因为他是如此英俊”，他是她潜意识中深深崇拜的那种主人公形象的体现，她希望生活在主人公周围，而奥考纳是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好莱坞人物。他比她大6岁，婚姻使她轻而易举地得到永久签证，并在1931年成为正式公民，她后来说，她举行了枪声下的婚礼，山姆大叔正持枪以待。奥考纳成为她终生的编辑和知音，尽管她到50年代中已与内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13年的恋情。
在布兰登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加拿大籍学生时，他被《本源》迷住了，兰达成为他的老师，布兰登崇拜兰达，他们俩关系越来越密切，1954年，这种师生关系演变成感情上和实质上的恋情。据内森尼尔的妻子芭芭拉·布兰登说，兰达这位彻底的理性思维女性，请布兰登妻子和他一起出面，以对这一感情危机作出一个理性而明智的决定，兰达说服他们相信这种恋情是哲学上所谓的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理性相悦型性欲交流”。布兰登比兰达小25岁，他崇拜她，是她作品和哲学的忠实信徒，兰达把他俩的恋情看作两个同源灵魂的性释放，更确切地说，是她即将完成小说《阿特拉斯耸肩》的一种隐喻场景，艾恩是黛格尼·泰格特，而内森尼尔是约翰·戈特，他们的幻想将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曼哈顿中以真实的生活演绎出来。内森尼尔的妻子对传记作家谈起兰达：“艾恩从不喜欢生活于现实或爱上现实，这在艾恩的梦想世界中是一个危险或怪诞，甚至与布兰登发生关系时也不例外”。
布兰登成为兰达的恋人、知己和主观主义哲学衣钵的继承人，他毕生致力于传播这一信条。他创办《主观主义者简报》，进行世界范围的哲学交流，他出版《艾恩·兰达书信集》，阐述资本主义，布兰登是传播主观主义哲学的最重要人物，这一思想最后成为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纲领。1958年，布兰登爱上了一位更年轻的妇女，准备理智地与兰达分手，她那时已63岁，而他只有38岁，而兰达把他的这种拒绝看作对真理的否定，潜意识中，她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她年龄引起的。兰达愤愤不平，再也没和布兰登说过一句话。
兰达的事业优先于她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她从没考虑要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她把生育年龄全部用于完成她毕生的梦想，写作本源。不久，到了1946年，她写了《谁是约翰·戈特？》——她那时已41岁——她一刻不停地完成这一挑战。弗兰克·奥考纳是她的支持，追随她走在这条生活道路上。艾恩·兰达牺牲一切实现儿童时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