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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内姆的创造天才来自她在妇女运动领域社会变革的贡献。就妇女权力而言，她对世界的美好变化起着关键作用。从某些方面讲，她是个自我奋斗的女性：从不在公司母体中工作。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崇拜自己的自由，拒绝承受压力或成为任何固定组织的一份子，斯坦内姆谋生途径很多，先是作为《纽约时代》、《魅力》、《女士家政杂志》等的自由撰稿人，她是权贵名士们出色的采访人。她做过《先生》、《纽约》杂志的编辑，以后又是《女士先生》的编辑，她还是这份杂志创建人之一。斯坦内姆与贝拉·阿布朱格，贝蒂·弗里丹和雪莱·切索姆一起，还是“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始人，她还写了四本书，为各类女权运动和少数民族事业游行、宣传，还帮助几次总统政治竞选活动，她成为创造活动可靠的旋风人物，这使她成为一个创新天才。
斯坦内姆的事业成功得到认可的标志是她在1972年被《麦考尔》杂志封为“年度妇女”，1983年又被列入“美国十大杰出妇女”。斯坦内姆是第一流幻想家，妇女权力的开拓先锋，如果要推选1993年“年度妇女”，非斯坦内姆莫属。90年代时她为吉尼特·雷诺，希拉里·克林顿的脱颖而出起着推进作用，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使女候选人成功地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和参议员，她使社会在思想、选举和功能作用方面发生变化。斯坦内姆无疑是典型的女创造天才。
职业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奖学金学习后，斯坦内姆第一份工作是独立研究服务部的助理主任，这家在波斯顿的组织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这成为斯坦内姆在70年代被人议论的话柄。在这工作后，斯坦内姆在1960年来到纽约市，开始写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杂志上的“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文章最后一句声称：“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斯坦内姆当时还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思想犀利的采访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内姆成为纽约一位自由撰稿人，专门采访社会名流，这一角色成为她最后充当向社会权贵提出妇女问题角色的最好训练。斯坦内姆采访这些人，为《先生》、《魅力》、《时髦》、《纽约时代》、《世界主义者》、《麦考尔》和许多其他刊物写文章，她的风度、魅力、知识性修养和迷人的气质，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维的采访领域大获成功，她专访了芭芭拉·史苹珊，杰姆斯·鲍德曼和约翰·列农，与许多她采访过的权贵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缉常联系的人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纽约市长林德塞。
斯坦内姆在60年代初为花花公子俱乐部写了标题文章，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领域发起进攻。她的故事“我是个花花女郎”发表在1963年而现已停刊的《电影》杂志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义的环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内拇指出这一事实，色情女郎们生计窘困，受到客户和介绍人的双重剥削。斯坦内姆在1963年写了第一本书《海滩论丛》，是部描述太阳崇拜艺术的没多少意义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为NBC写剧本《那便是那样的一周》。到了1968年，斯坦内姆发生了根本的哲学观改变，从轻松的电影界转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克莱·福克给她一个周性栏目“城市政治”，为他自己的新杂志《纽约》提供稿源，这成为斯坦内姆最终转成政治行动分子的渠道。为了给自己的栏目搜集情节，而不是有意寻求激进内容，斯坦内姆参了一个名为“红筹股”的纽约妇女解放小组，她们正筹划抗议1968年纽约阿尔巴尼的流产听证会，这种人类的痛苦经历是她终生的创痛，她说她第一次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而绝非“个人”过失。她说：“我曾一直认为我的个人问题和经历是自己造成的，不属于更大的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她的顿悟使她认识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斯坦内姆的顿悟使她将新闻宣传与政治行动主义相结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穷人队伍的移民工人组织西沙、查维兹，是政治行动主义者法律保护委员会和共产主义者安杰拉·戴维斯的财务管理人，支持美国圣尤琴斯·麦卡锡为争取196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的暴力运动、支持作家诺曼·麦勒竞选纽约市长职位。其后，斯坦内姆写了篇文章，“黑权之后，妇女解放”，发生了从倾向阵营成员和“知识型鸡尾背景女性”，转变为有报复行动的女权运动领袖，斯坦内姆新交的朋友有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妇女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贝莱·弗莱丹。
1971年7月，斯坦内姆与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莱丹一起组建全国妇女政治政策委员会，鼓励妇女竞选政府职位。她随后又成为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建人，这是安置非白种人非中产阶级男女与社会、经济中歧视作斗争的机构。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这么快地立足是由于她多方面、高层次的形象，就事论事进行写作、演讲和组织运动。1971年《新闻周刊》称斯坦内姆是“集美貌、优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在70年代早期纽约流产听证事件时，一位修女和14个男人为一个妇女是否应该允许对意外怀孕进行流产来论证，而没有一位当事者女性被邀请在听证会上发表这一纯粹“妇女问题”的意见，这触及了斯坦内姆的痛处，她挺身而出，出来代表那些想流产或已流产过的妇女的利益。斯坦内姆自己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去印度前流过产，她从不愿提及自己生活中这一隐私，但内省性的社会良知使她勇于暴露自己最深的隐私，听证会首次将她流产的经历公布于众，这使斯坦内姆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成为成功的女权运动者。
斯坦内姆在大学时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间，形成了自己社会价值方面的基本观点和信仰。她曾参加了印度社会动乱时期的“激进人文主义”小组。斯坦内姆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时成为公民权益问题热心的“要素主义者”。斯坦内姆的价值从来不曾改变，但她的事业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发生了剧烈变化，60年代时期，斯坦内姆的事业偏重次序是：
1．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
2．结束越战；
3．帮助穷人；
4．妇女权力。
请注意，在动荡的60年代她的“倾向阶段”，妇女权利排在事业最后。在这早期阶段，斯坦内姆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直到流产事件出现和70年代平等权力的修改案，才唤醒她这些纯妇女事业的敏感神经，使她把妇女问题列为自己事业的首位，这些事件改变了她的侧重方向。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权主义们向：
1．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
2．根据妇女传统职业习惯，尊重和平衡妇女事业与家庭关系；
3．夫妻双方共商内政，使妇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4．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传统分开，保证有关妇女的生活和问题像男子一样受重视。
在1970年斯坦内姆领导为妇女平等权益罢工时，她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行动分子，仅她成为妇女行动同盟创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帮助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竞选的全国妇女政策委员会。在这些运动的早期阶段，斯坦内姆为她们的政治行动纲领写了许多皙学文章，她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越级明星。
斯坦内姆的一举成名反过来又给她动力，支持她在1972年创办《女士先生》杂志，这份杂志使她能通过全球范围销售网络交流自己女权主义运动哲学的纲领。她从一位华而不实的口头革命者成为受欺压的主妇和受歧视的女工们锐意而具影响的榜样，斯坦内姆也从一位自由撰稿人成为宣传者、示威者、新闻人物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
斯坦内姆共建、编辑《女士先生》杂志并写稿子，这份杂志在克莱·福克帮助下于1971年12月创刊，他出资出版第一期，作为自己《纽约》杂志的妇女专题补充刊物，然后，华纳交流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页篇幅，由55位有过流产经历的著名妇女，包括斯坦内姆签名的流产合法化请求书，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杂志使斯坦内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第一期在8天内销售30万册，成为各地妇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杂志刊登了许多文章，如“从性培养谈起”，“为什么妇女害怕成功”，“女人能爱女人吗？”到了70年代中叶，每期的读者增加到50万，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刊物。
《女士先生》一举成名，使斯坦内姆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她有着绝对发言权，并应邀为许多妇女组织撰写纲领和目标。在这段时期，她为雪莱·切索姆和贝拉·阿布朱格写竞选口号，而设计了旨在交流女权主义事业哲学的许多有趣的口号：
“如果男人能怀孕，流产会成为一件圣品”；
“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作出选择，关键是作出选择的权力”；
“妇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来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经历”；
“自由选择是爱的真谛”；
“妇女不能用迷惑来赢得伴侣”。
《女士先生》在女权运动各自流派争执中首当其冲。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恋派斥责杂志与70年代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力修正案同流合污。这一修正案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但由这一争端事件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根据《纽约时代》的报导，激进派斥责斯坦内姆和她的杂志是“背靠小资产阶级妇女情调的传声筒”。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发发可危。
斯坦内姆所创的《女士先生》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上面没有流行时装，佳肴食谱和化妆品技巧，她写的文章是关于面临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妇女，妇女性方面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女士先生》免税经营的动荡日于一直持续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亚的大传播公司集团约翰·法尔法克斯公司在它创立15年之际，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杂志经营权，斯坦内姆被聘为顾问5年，协助新老板编辑，继续谈论女权主义事业，她继续成为杂志的撰稿人，1993年杂志成为季刊。
个人生活历史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于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多，是鲁斯和李·斯坦内姆的二女儿，她姐姐苏珊娜比她大8岁，在生活中更像个老师／家长而不像姐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保持着与哥达·梅相似的姐妹关系，她俩都在高中最后几年与姐姐同住，格洛丽亚是在华盛顿特区。格洛丽亚的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奥伯林学院）的新教徒，她的母亲保琳在本世纪初是俄亥俄州特拉多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李拥有并经营着特拉多“海滩彼尔”夏季俱乐部，接着他又在密歇根、弗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四处走动，买卖古董。格洛丽亚在成长阶段跟着爸爸四处旅游，在许多学校所呆的时间不超过两周。格洛丽亚母亲大部分时候情绪躁乱，这段时间一直呆在特拉多。这是格洛丽亚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她和父亲可以常去看电影，共同吃喝，过着自由、轻快的旅行生活。
她11岁时，父母离婚，从此格洛丽亚的生活急剧改变。她的父亲是威利·劳曼似的自由精神者，喜欢说自己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帽子。他对自由的追求方式看来已深深影响了格洛丽亚，因为她在生活中也竭力回避固定的职业、伴侣和组织，她一生都在巧妙地躲避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恋爱对像，她看来致力于保持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甚至不夹杂丝毫的传统和规矩束缚。她常说：“我并不想知道下周我会挣多少钱，或者是明年我要有两星期的休假”。
早年跟随四处巡游的父亲的迁居生活，使格洛丽亚学会处置新环境，这是革新幻想家早年生活中的关键因素。11岁时，她与母亲在苏珊娜就读的史密斯学院附近生活了一年。在她与父亲到处旅游的时候，格洛丽亚从没像一般女孩那样好好上学，她正式进校学习是在父母分离后，她上了舞蹈学校六年级，她那时想通过跳舞离开特拉多。格洛丽亚在当地爱尔克斯俱乐部跳舞，赢得了当地电视舞蹈比赛。她说：“我知道自己独特，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