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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常表现为专横、霸道，唯我独尊，就这些特点而言，他们与他们所真诚反对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倒是颇为相似的——都想凭借自己的权力，把文学创作变成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统天下。
肖洛霍夫是幸运的，他得到了高尔基的肯定和支持，而后者在当时苏联文学界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其权威性远在年轻一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之上。所以从根本上说，肖洛霍夫得以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并按照其原貌发表出来，还是权力较量的结果。严格地讲，这仍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此后在苏联文学界还要延续多年，但已不属本书讨论的范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完成和发表，标志着肖洛霍夫小说创作的史诗三重奏中的第一乐章已基本定型，但其结束的过程却拖延了八年之久。这里重要的原因是从1930年开始，在继续写作、修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同时，肖洛霍夫又在写他的史诗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被开垦的处女地》。之所以要同时进行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因为此时肖洛霍夫创作精力过剩，而是他深感有此必要，而其契机，可追溯到1930年他与斯大林的两次会见。
就个人的喜好而言，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1929年就已经责备“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小说中对一些历史真实人物的介绍“简直是不确实的”。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政治家，尽管他个人不满意这部小说，却也不同意用行政的手段禁止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也不同意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
1930年1月及本年的秋天，斯大林两次亲自接见了这位他个人并不很欣赏的作家肖洛霍夫，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当时未见报道，后来亦不曾公布，只知道他们的主要话题不是有关《静静的顿河》的争议，而是当时苏联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即由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继十月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苏联国家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延伸，苏联共产党已完成了改造旧国家政权，在城市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经过短时间的休养生息，开始在广阔的苏联农村实行废除私有制，把千百万农民纳入集体经济也即公有化经济轨道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形成了俄国广袤大地上又一次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它以国家政权有组织的干预方式，领导农民废除土地占有、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成立了许多集体农庄，私有的小农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显然，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
对当时苏联广大农民来说，集体化是一次生活中的巨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因此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场变化的冲击力量，绝不亚于十月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场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理解与惶惑、希冀与失望、胜利与失败的社会大变动，和十月革命一样，严格的说，不是从农民中自发产生的，因此，也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能自觉参与的。
作为自幼就在俄罗斯农村大草原生活、非常熟悉俄罗斯农民、创作一直未曾离开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的作家，肖洛霍夫不可能不关注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也提到了“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动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 1919年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表明，即使是在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最紧张也最苦恼的时候，肖洛霍夫也没有忘记他的身边正发生的社会运动，而且头脑非常清醒，他看到了他的《静静的顿河》所反映的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与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与他写的历史“相类似”。可以断定，在1930年他与斯大林见面谈及集体化运动时，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的。
以常情而论，在作家肖洛霍夫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之间，在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双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
但是，斯大林和肖洛霍夫两次谈话的详细情况未见公布，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这次谈话双方有多少共同点，又有哪些分歧。
然而，两次谈话的结果却很清楚，那就是肖洛霍夫决定即刻动笔，以正在进行的农业集体化为素材，写一部直接反映这一运动的长篇小说。他说：
谈话给了我很多东西，鼓舞着我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
这新创作的构思，就是 《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写这部小说时，肖洛霍夫本人也投身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参与了集体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0年年底，在与斯大林两次谈话之后，经由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介绍，肖洛霍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先是一名预备党员，一年之后，于 1932年年初转为正式党员。
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经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应该说那还是根据肖洛霍夫作品的政治倾向而作出的判断，而现在，肖洛霍夫在组织上也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
现在肖洛霍夫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名党员，他的创作态度也相应地出现了某种变化。他在回答读者有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创作问题时，就说：
一个善于艺术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他写的作品就应该有助于共产主
义建设，特别是现在，应当使全国都知道党在农村中的工作。
从这一段话中不难看出，肖洛霍夫现在已经把文学创作同党的工作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两者之间，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后者，因为他明确地说：“作品应该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
社会在变化，作家也在变化，适应这双重的变化，是作品本身所出现的变化。
与《静静的顿河》的后两部不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写作进行得很快很顺利。1932年9月，这部新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已经在《新世纪》杂志上全部刊载完毕。这年的11月，肖洛霍夫在自传中写道：“现在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倒数第二部），并且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最后一部）的草稿。”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展多么不同。在写《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时，肖洛霍夫就象写《静静的顿河》的头两部一样，笔下生风，游刃有余。
其实这里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肖洛霍夫在同一时间里既要继续自己原有的创作写《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又要高速度地写出面貌焕然一新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真是令人很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认定作家的思想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作家和绝大部分的作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都不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而是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风格各异的作家，没有各有千秋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有丰富多采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矛盾正是推动文学前进的动力。
在《静静的顿河》中，集中反映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位被席卷到十月革命的浪潮旋涡中而始终不能理解、赞同十月革命，并且长时期地用步枪和马刀来对抗十月革命的悲剧性人物。由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通过他的性格和命运展示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画面，很显然更多地是反映革命必然带来的动荡、流血、死亡的现象，用后来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句常用术语说，《静静的顿河》更主要地是描写了十月革命的“阴暗面”。《被开垦的处女地》则全然不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叫谢苗·达维多夫，曾经做过工人，又是水兵出身——若干年以后，肖洛霍夫透露了他为什么要把谢苗·达维多夫写成一个“工人和水兵”背景的共产党员，这是因为他“想以此来表示我对先进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和传统的深深的崇敬”，“我的第二个敬礼是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我对他们和事业和革命的传统怀有同样的深深的崇敬。”达维多夫肩负着苏共的委托，来到顿河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他的努力，团结了广大贫农、中农，战胜了反对和妄图阻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富农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显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这部小说的特点，用我们常用的术语来概括，可以说是苏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曲“颂歌”。
《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如此的不同。从表现革命的“阴暗面”到为革命写作“颂歌”，肖洛霍夫在他的史诗第一重奏和第二重奏之间，跨越了巨大的人生鸿沟。熟悉社会主义文学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作家来说，跨越这一人生鸿沟绝非易事。可是肖洛霍夫却轻易地跨过来了。
《被开垦的处女地》再次为肖洛霍夫赢来了荣誉。与《静静的顿河》不同的是，它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而没有引起尖锐的争议。
肖洛霍夫在成功地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他个人也开始更深入地介入了社会活动。他参加集体农庄的耕种和收割，经常受区党委的委托到区里的各个农庄调查，也经常在家中接待农民，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1933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当时的亚速海黑海边区的领导人在领导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的斗争，并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党中央派人来调查边区原领导人的罪行和错误，要求对粮食欠缺的维约申斯克镇和顿河上游地区给予粮食援助。他的报告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应肖洛霍夫的要求，粮食不久就运抵顿河地区。
从这一时期开始，肖洛霍夫不再是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小说创作的作家了，他同时也成了社会活动家。在后一个方面，肖洛霍夫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也在迅速地上升。1934年8月，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作协主席团成员，开始成为苏联作协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苏联有关机构特意安排肖洛霍夫出访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1935年的 1月底，他作为代表首次出席了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37年6月，当选为亚速海黑海边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月，被提名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候选人。1939年1月28日，肖洛霍夫正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同一天，再次当选为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过了三天，即1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表彰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授予他列宁勋章。这年的3月，肖洛霍夫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言，过了一个月，他以非军人的身份而被苏军授予团政委的军衔。
这年肖洛霍夫三十四岁，他的身上挂满了荣誉，其中列宁勋章、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苏军团政委的军衔尤其引人注目。
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仅仅十年的时间，肖洛霍夫的处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乃至可以是说富有戏剧色彩的转变。
但是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在这十年间取得的成就不如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三年的时间里那样辉煌。《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当时的苏联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无庸怀疑的，而在风格的独特和总体的艺术水平上，普遍都认为不及《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写作的速度在这十年间也明显放慢，尽管他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精力十分旺盛。1932年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同进也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在剩下的七年时间里，他在写《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另外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这两项工作，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