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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当时和顾宪成一道而先后遭到贬逐的官员很多。按照官场惯例，朝臣们是可以上疏为他们求情和分辩的，这叫“申救”。可是官拜“行人”的高攀龙却上疏质问皇帝，列举众多被罢斥官员的姓名，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未见忤旨，何以皆罢斥也？！”他不是为某一官员求情，却代表所有这些被贬逐的官员公开向万历帝和首辅提出抗议。结果是：他的官从七品官“行人”贬到外省一个小县里去当从九品杂职的“典史”。
再如钱一本，他原先官拜御史。当时皇帝被朝臣们接二连三、连篇累牍奏请早日“立储”的事闹得心烦，便降旨宣布：如果朝臣们一年之内不再提及“立储”，那么一年之后我就来办这件事。如果你们一年之间再拿这件事来烦我，那就再拖一年免谈此事。谁知一年将满之时，一位朝臣上疏谈论册立太子的礼仪和费用问题，万历便抓住这件事宣布：既然臣下违反当初的旨意，那么立储一事在下一年也免谈！钱一本竟上疏尖锐批判皇帝：“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１〕措辞如此尖锐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大加训斥似的。万历帝大怒，当即将钱一本削籍为民。
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其余几位人物，也都有着类似的“抱道忤时”的经历。他们虽官职不高，声望却不小。尤其是顾宪成交游广阔且颇有手腕，由他牵头重建东林书院，淮南巡抚李三才便慷慨解囊，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县令林宰更是具体操办，“为之营造”，京城的许多官员也致信鼓励、祝贺，各地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自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把这座书院当作他们的一个结集点了。
不消说，他们“抱”的是孔孟儒家之“道”。但明代中期以后，曾经垄断孔孟之道阐释权的程朱理学已被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所取代。王学主张“致良知”、“心即理”，声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２〕，甚至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王学的出现对于那时禁锢心智的理学末流曾经是一种解放，但王学自身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病。“心性”和“良知”都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并无客观标准，所以王阳明死后，按黄宗羲的说法，王学迅速分化而成七个支派。到了顾宪成他们的时代，“无善无恶”的王学末流已成抹煞是非观念、肆意胡作非为的根源，所以顾宪成批判它是“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砥节砺行为意气用事……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人心者矣！”〔３〕更批评“心即理”的说法是“此乃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错哉？”〔４〕顾宪成他们进而认为：当时那种朝政浊乱、是非混淆、皇帝任性胡来、官员们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轻浮丑恶……种种不良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王学末流的盛行。因此他们要强调善善恶恶、明辨是非，主张学问应该“济物利人”，做人做学问应该严谨笃实、身体力行，主张士大夫应该“立朝居乡，无一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故”〔５〕，这样才是“学以致用”的孔孟之道。
因此他们在东林书院中专讲《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顾宪成在首次大会上宣布的《会约》中规定：东林书院每年召开大会一次，会期三天，每月召开小会一次，大小会都轮流推选主持一人，再推一人主讲学习《四书》中某篇某章的心得，大家可以向他提问质疑，也可互相讨论印证。他们不论是讲解还是讨论，内容都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史》记载：他们“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这样，不仅南北两京都有“朝士”应和，而且当地的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都在他们集会时赶来“听教”〔６〕，“一时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７〕。
其实，顾宪成和他的同道们重建东林书院聚徒讲学，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种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一种继续“抱道忤时”的行为。顾宪成曾明白申说：“自古以来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弃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于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８〕可见他们重建东林书院，着手处虽是一乡一书院，着眼处却在天下之人心士气；着手处虽是在讲习圣人经书，着眼处却在干预朝政时局。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已对中国传统的书院讲学制度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已经把五百年前杨龟山创建的从事学术探究的东林书院改造成为通过讲学评议朝政、批判社会人心、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东林书院。而他们在讲学中所反复阐述的那些观点：入世、务实、求真、身体力行、崇尚气节等等，也因此成了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了他们心灵的盔甲和戈矛。黄宗羲称赞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涤洗乾坤”，就他们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这话并非谀辞。
顾宪成他们在东林书院聚徒讲学的年代，同时也是晚明社会艰难转型的时期。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愈益繁荣、市民阶层加速壮大、文化教育日趋普及、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则是皇权衰落、政治腐败，官僚集团四分五裂，无论在兵制、盐法、赋税徭役等基本制度和国家生活和其余环节上，都是一片混乱，体制运转失灵，而外患却已经露头并且越来越严重。用顾宪成老弟顾允成的话来形容，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换成今天的说法，便是旧制度已无法维持，新制度却尚未成型，更没有支配局面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方生未死”的社会转型期。
这是一个呼唤改革、呼唤励精图治的时代。可是万历皇帝却在“立储”问题上有偏心、私心。因派遣太监四出征税扰民、躲懒不肯参加“经筵”听取讲官为他讲解圣人经书等等问题屡遭朝臣们的尖锐批评，他竟干脆躲进深宫不肯和臣下见面，居然有二十多年不肯临朝理政，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消极怠工的君王。皇帝对国家、兆民、祖宗基业如此不负责任，朝臣之中那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之徒便大有活动空间，一些正派而有责任感的官员反倒招怨犯忌，想负责任也很难负得起来。加上一批又一批“抱道忤时”的朝臣触怒皇帝遭到贬逐，再加上一些正派的官员灰心失望感到难有作为，纷纷上疏辞职，甚至不经皇帝批准就自行挂冠回家，以致许多衙门严重缺官，运转失灵，朝政便越来越混乱。在朝的官僚中渐渐形成以同乡、同年、师生、姻娅等关系相结合的小帮派，当时著名的就有齐、楚、浙三党，此外还有“宣党”（宣城汤宾尹）、“昆党”（昆山顾天峻）之类。
按明制惯例：京官每六年（逢已、亥）考核一次，简称“京察”；外省官员每三年（逢辰、戌、丑、未）考核一次，简称“外计”，通常由吏部会同都察院主持。考核结果形成升迁、降罚、贬逐三个等级的处理意见上奏，皇帝一般都照准，以示尊重朝臣们的公论。制度虽这么规定，实际执行中吏部往往事前“请教”内阁首辅，以免触犯阁臣们的“关系户”。然而按照明朝官制，内阁、六部和言官乃是“三权分立”，内阁不得干预六部的业务。当初顾宪成等一群官员之所以遭贬逐，起因就是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他们不仅未向内阁首辅“请教”，还认真负责地将“一时公论所不预者贬逐殆尽”〔９〕，其中包括首辅王锡爵的众多“关系户”和另一位阁臣的老弟。内阁反扑，策动几个言官弹劾顾宪成他们是“专权植党”。皇帝不问事，首辅便上下其手，用各种理由将顾宪成等吏部官员贬逐一空。于是双方都从这场斗争中获得启示：从此以后，每逢京察、外计，各派政治力量便都奋起厮拼，因为每次考核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到各派实力的消长。而顾宪成他们虽遭贬逐“退处林野”，却和在朝在野的同道们依旧保持联络，互通声气，并且开展各种活动。拿顾宪成来说，他不仅学养深厚，人品纯正，而且能从大处着眼胸襟宽广，具备政治才干。他的政敌首辅王锡爵一度下台、复出再任首辅时，顾宪成曾一连写了两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类似公开信的文章，批评他也争取他。后来叶向高入阁担任首辅，此人和顾宪成关系较好，顾宪成便经常和他通信讨论各种问题，力图通过他对政局施加影响。以致他的政敌们联名上疏告状：“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吏部尚书）、汤兆京（御史）、丁元荐（礼部主事）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１０〕其中所说“京察尽归党人”一语，指的是万历三十九年由孙丕扬等主持的京察，齐、楚、浙三党中有劣迹的分子以及“宣党”和“昆党”的党魁汤宾尹、顾天峻二人统统遭到弹劾和斥逐一案。三党虽遭打击，但主力仍在，他们激烈反攻，终于迫使孙丕扬和叶向高先后去职，顾宪成也在万历四十年因病去世。从此朝政归三党把持，他们便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统称为“东林党”。
黄宗羲在明亡后慨叹道：“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致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矣！”〔１１〕所谓“加之名目”，换成现代的说法大约相当于“扣帽子”。因为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臣下结党乃是十分严重的罪恶。官僚们结成的“朋党”寄生在官僚体制之内，利用体制来排斥异己、扩展权势、损公肥私、欺诈皇帝，从而腐蚀体制本身，危害神圣的皇权。所以历朝历代的君主全都痛恨“朋党”，所谓“结党营私”，所谓“朋比为奸”，所谓“党同伐异”，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等等，这些主流话语所斥责或鼓吹的，正是出于皇权专制政体的意志和需要。因此一有机会，不同派系的官僚们都很乐意给自己的仇敌扣上一顶“朋党”、“奸党”的帽子，从而在皇帝面前将对手置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尤其是那些自己在拉帮结派中又有种种劣迹的官僚们，如能反咬一口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扣上一顶“朋党”的帽子，那他们自己就安全多了。事实上，从万历中期直到明朝亡国的数十年间，正是那些弄权、贪赃、误国殃民的官僚们，不断地把一顶又一顶“东林党人”的帽子扣到一切反对他们的人们头上去，从而使“东林党人”名满天下，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正义和良知的代名词。因此，当我们在今天谈论“东林党”的时候，并不是说历史上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党”，而是指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批被称为“东林党人”的人士。他们是具有官僚身份的知识精英，是皇权专制政权体中比较正直，对国家对民族较有责任感，而又讲究气节操守的一群。
（二）
还在东林书院重建以前，北京城里就发生过两次“妖书”事件。所谓“妖书”，换成今天的说法便是“反动传单”。万历二十六年，一位吕姓官员写了一册名叫《闺鉴图说》的书，记述历代优秀后妃们的模范事迹并配上图画。他把此书献给了皇帝，万历则把此书赐给了宠妃郑氏。郑贵妃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出资将此书重刻（再版发行），以显示她虽不是皇后，却已在做着“母仪天下”的工作。但京城里很快便出现了尖锐批判此书的传单。传单以反讽的口吻一问一答，揭露此书表明郑妃想搞“子以母贵”、废长立幼的勾当。朝臣中也有人上疏参劾此书作者吕某“包藏祸心”，而郑贵妃的兄弟则气势汹汹反击，请求皇帝将参劾吕某的那位官员逮捕审查。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