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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现在准备接受这种挑战了。昨晚，我们一起看过我们的朋友张广天先生的戏剧。剧中女主人公用诗意的语言说她“看见秋风和月光里的国家像一场大雪。永无尽头的路，永不天明的夜，而工业和农业在前面空阔的地带悲伤地展开……”此时，我准备帮助你向这种困难挑战，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先与你说一个经济学名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生产之外的所有成本”。如果对此不理解，你不妨做如下通俗理解：“交易”就是市场上双方的“买卖”，包括即时的买卖，更包括签订合约这样的买卖；“成本”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交易成本”就是达到一笔交易需要的成本，比如要达成一笔交易，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尽可能了解清楚各种信息，还要谈判，谈完后还要签约，签约还要公证……当然，还要冒被欺诈或者找不到合适的目标的风险。如此等等，都是“交易成本”。
我想再解释一个名词“产权”。这个名词尽管在我国经济学界被用滥了，甚至在中国整个官僚系统也被用滥了，但“科斯定理”中“产权”的意义却绝不限于财产权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所界定的权利。比如，法律规定每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在某些场合，甚至由自然发展起来的权利也是“产权”。
我现在介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中由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他写道：“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请你拿出笔沿我的思路算一笔十分简单的账。假定一个工厂周围有5户居民户，工厂的烟囱排放的烟尘因为使居民户晒在户外的衣物受到污染而使每户损失75美元，5户居民总共损失375美元。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一个防尘罩，费用为150美元；二是每户有一台除尘机，除尘机价格为50元，总费用是250美元；第三种是每户居民户有75美元的损失补偿。补偿方是工厂或者是居民户自身。假定5户居民户之间，以及居民户与工厂之间达到某种约定的成本为零，即交易成本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这就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出资30美元去共同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每户拿出50元钱买除尘机，或者自认了75美元的损失来说，这是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这也是一种产权规定），那么，工厂也会选择出资150美元购买一个防尘罩安装在工厂的烟囱上，因为相对于出资250美元给每户居民户配备一个除尘机，或者拿出375美元给每户居民户赔偿75美元的损失，购买防尘罩也是最经济的办法。因此，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法律是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还是相反的规定即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最后解决烟尘污染衣物导致375美元损失的成本都是最低的，即150美元，这样的解决办法效率最高。
通过以上例子就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如果规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总能达到最优。这就是“科斯定理”。
从“科斯定理”本身也许你看不出中国经济学家成天鼓噪的“产权”有多重要，相反，在“科斯定理”中你甚至看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不影响效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对了。因为张五常也这么说：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根本就不必要。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从来都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为零，是一个假设出的静态的理想化世界。而一旦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产权界定就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效率高低。
再请你拿起笔沿我的思路算一笔账。
还是上述的例子。现在假定5户居民户要达到集体购买防尘罩的契约，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暂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染权，那么居民户会选择每户自掏50美元为自己的家庭购买除尘机，不再会选择共同出资150美元购买防尘罩了。因为集体购买防尘罩还需要125美元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每户要分担55美元（买防尘罩30美元加交易成本25美元），高于50美元。如果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那么，工厂仍会选择出资150美元给烟囱安排一个防尘罩。
由此可看出，在存在125美元的居民户之间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如何界定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界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为250美元（即每户居民选择自买除尘机）；而如果界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消除外部性的总成本仅为150美元。在这个例子中，法律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如何界定的重要性通过上述例子就清楚了。
产权界定的功能是节约交易成本。在上述例子中，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就可以节省下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当然，你可以将上述例子做各种变通。比如，你假定那是一个国有工厂，因为官僚与腐败十分严重，买一个150美元的防尘罩，需要到各种政府衙门盖一百个以上的图章，交易成本极其昂贵，远高于居民户之间达成买防尘罩合约所需要的125美元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产权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相比较产权规定居民户享有清洁权，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因而也更有助于提高效率。
产权规定越清楚，节省的交易成本可能会越多。比如，一个残疾人考上了大学但大学却以其身体有缺陷为理由不录取他，如果法律本身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产权不清楚”，那么，这个残疾人为了能上大学也许就要与这所大学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但现在法律有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青年就可以凭此“说法”与高校“谈判”；如果法律有更清楚的规定“只要是生活能够自理，任何高校都不得拒收已符合其他录取条件的残疾人”，这个青年就根本无须与大学扯皮。所以，产权规定得越清楚，扯皮的必要性就越小，交易成本也就越低。
你信中还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在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到底是“科斯定理”的问题，还是中国某部分经济学家在介绍与应用“科斯定理”中有问题。我自己对此的看法是：似乎不应该怪罪于“科斯定理”本身。我常在给学生讲课时说，如果“科斯定理”真的像中国某些搞意识形态而不做实证的“理论家”所批判的那样一无是处，科斯本人何以能成为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得主？即便“科斯定理”真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如果像某些中国批判者所批判的那样如此经不起琢磨，那么资本主义也太低能了。所以，我宁愿相信中国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中国另外那些言必称“科斯定理”的经济学家在将这一经济学规律用于中国特定语境下时出了偏差。
二、“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
XX先生：
收到你的回信。你说自己大概搞清楚了“科斯定理”的含义，并已经能由此引起自己“无尽的遐想”，我很高兴。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些更多的解释“科斯定理”的书。
你问到，如何从“科斯定理”发展起“制度决定论”，进而发展起“制度与产权学派”，又要我作答。你真是一个很懂经济的人，因为你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自己的“学习成本”。其实你原本可以找一些书自己读去，只不过你认为，读经济学书对于你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学习成本”可能会比我的通俗介绍要高得多。但我再次提醒你：你在节约了学习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风险成本，因为我介绍的仅仅是我的看法。
上次信中与你已经谈到，从“科斯定理”中已经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产权规定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那么，产权又是由什么东西规定的呢？就是由制度。经济学上讲的制度，意义较为宽泛（就其意义宽泛这点类似于“产权”）。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是这样解释制度的：制度是人类设计的一种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化。它是由正式强制、非正式强制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构成的。
我对诺斯的话向你作些解释。从诺斯的话中可看出，制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正式强制”。我们又叫其“成文法”，即写在纸面上、由立法机关或行政部门制订的、有据可查的各种规则、章程及宪法、法律；第二部分是“非正式强制”，又叫习惯法，包括道德、习俗、一个民族的传统、信仰等等；第三部分是“制度的实施特征”，其实就是保证成文法以及习惯法能在一个社会中被遵守与尊重所采取的方法。比如，成文法要被遵守，往往依靠的是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国家暴力机器；而习惯法被尊重则往往依靠个人的自觉。
从制度的内容看，制度无非是一个社会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这正是制度与产权学派所言的“制度的功能”。而在社会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中，产权又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正如我上封信中所言，“科斯定理”中“产权”的意义绝不限于财产权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所界定的权利。在某些场合，甚至由自然发展起来的权利也是“产权”。可见我们也可以将“制度的功能”概括为“界定产权”。
产权如何界定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故产权至关重要；而产权如何界定又恰是制度的基本功能，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至关重要！因为最终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就是制度。
科斯以及其他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就是这么认为的。这里也就显示了制度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歧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总认为，现代经济学是研究人对经济行为的选择以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这里蕴含着一种假设：个人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而科斯等制度学派人物则认为，个人总是力图使效用最大化，但能否达到最大化，则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得了的，得取决于制度安排。
科斯论证说，每个人都想将最少的钱用得最值，都想在买东西时价格最便宜而买到的东西却最好。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草原上快饿死的狼追赶一只兔子，狼与兔子都得尽最大努力奔跑，因为如果狼追不到兔子，狼要饿死；而兔子如果被狼追到了，兔子要被狼吃掉。这时的狼与兔子其实就是与交易中的人一样“使自己效用最大化”。因此，科斯总结说：“要知道，在动物界，人全然不是惟一面临选择的必要性的。可以想象，在研究老鼠、猫和章鱼时，同样适用这种方法。毫无疑问，这些动物基本和人一样，也力图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最大化。”
“使自己的行为最大化”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制度。制度最后决定交易双方最大化行为是否真正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有一句俗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个人使自己行为最大化，是求尽心，但最后能否成事，则不在人，在天，这里的“天”就是制度。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活动的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