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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内地诸州镇筹款，特别是在长安内外筹款。由于这里主要不是农业地区，
大多数城市居民得担负意外的巨额军费。政府实行了以房屋大小计征的新
税，征收过重的买卖税，强迫向商人“借款”，并且实施各种商品税：所有
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难和人民中间的不满，使政府穷于应付。①
到了这个时候，闹分裂的节度使们纷纷自立为王，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
783年年中朱泚 （742—784年）创建的一个新朝廷。朱泚曾经统率过西北的
唐王朝驻防军，但是因为他的弟弟朱滔已经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权而羁
留在长安。783年，他的旧部被召往东部驰援战争，但是士兵们中途哗变，
因为他们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给军粮不足以果腹。这时，朱泚从退休中出来领
导了他们。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来支持他的叛乱。结果德宗在长安无可守
的阵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叶第三位蒙尘的皇帝。
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线希望是吐蕃人因783年缔订的停战协定而暂时保持了中
立。
因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时的事态远比肃宗当年西幸灵武时更令人泄气。
只有几个官员陪着德宗逃命。他现在求教于其中的一个官员，即陆贽 （754
—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级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可是，陆
贽是一位异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很快就有效地指导着
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财政问题时表现了非凡的才干，也在起草国家
的文件时表现了极大的耐性。就是这个陆贽，他劝告德宗放弃控制全帝国的
方针，而主张大赦河北诸节度使。他说，政府这样做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
量打垮朱泚这个巨恶元凶；然后王朝的军队就可以扫净其余的叛乱者。这些
建议都写进了陆贽所起草和德宗于784年予以颁布的大赦诏令中；这道大赦
令事实上便成了最后解决战争的基础。
可是，麻烦事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负责唐王朝河中军队的李怀光妒忌德
宗对李晟（727—793年）的关怀。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将军，曾于783年后
期掌过禁军，并即将成为唐王朝将领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怀光都解
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军攻击的直接危险，但李怀光的胸怀叵测已一目了然，
朝廷不得不再一次迁往与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万一李怀光为所欲为时可以
预防他可能进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变，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备措施，
李晟能够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仅几个月功夫，李晟既打败了李怀光，又打
败了朱泚；这两次胜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够回到京城。节度使们内讧
起来，叛乱运动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彻底打败才导致战争完全平
息。
8世纪80年代的叛乱事实上是安禄山10年以前发动的分裂运动的终局
① 《唐会要》，卷84 第1545—1546 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1974 年），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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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叛乱的开始阶段与结束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起于长安
的政治压力；政府的兵力和资源不足使战争旷日持久；官军的叛服不常使得
战局决定性地恶化；最后，战斗都不是胜利结束，而是通过妥协不了了之。
但8世纪80年代的阶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20年的和平间歇期使得这
些分裂割据势力有可能比安禄山原来在极东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盘来巩固
和加强他们的势力。另外也很清楚，这些独立的藩镇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也比
8世纪60年代更严紧，因为在60年代还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围孤立点散
见于河北诸地。可以想象，在这间歇时期内新领导阶层已经多多少少地同原
来的地方精英集团联了姻，同时，住在此地的汉族居民与北方边境非汉族居
民的同化过程很可能也仍在继续之中。很可惜，关于这些独立诸镇的现存材
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点点的例外，学者们又还没有对现有的残片断简
做艰苦的连缀工作，所以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社会史的论述只能是相当粗浅
①
的。另外一点也十分清楚，8世纪80年代藩镇与唐王朝之对抗是赢得老百
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们能够令人敬佩地把这场长期的斗争坚持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安禄山的将军们在他的笨拙的指挥体制中是怎样陷入混
乱和发展成为尖锐的对立的。但是反观8世纪80年代，河北自己称王称帝的
诸镇无不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自建军队，自立法统。虽然这种新情况尚未能使
叛乱者易于采取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也防止了8世纪80年代的叛乱
运动因内部纠纷而瓦解，至少在战争的后期以前没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
叛乱运动最后消灭的时候，有几个镇仍未遭受多少损害而能幸存下来。另一
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扑灭叛乱并且把旧帝国的那个广大地区再度统一到长
安的统治中来，否则，唐王朝就不能被认为已取得胜利。
如果说安禄山的叛乱是由于背信弃义，那么，8世纪80年代帝国的失败
则更像是出于无能。这就是史书上为什么把河北诸镇之乱描述为在8世纪中
叶的大灾难和唐宪宗在9世纪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权化运动时期重振唐帝国荣
誉之间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
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8世纪50
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
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
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最近在南方爆发的
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
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 （不管接受这一事
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
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① 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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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的发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纪80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
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
心，而他们对付政乱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
①
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
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
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
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
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
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
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年
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
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
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
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
场 （约801年死）和霍仙鸣 （798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
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 764
年对鱼朝恩的赏赐那样，在786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
②
的左、右厢神策军。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 （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
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
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
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
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机制，在制定和执行皇帝的政策时，通过它便能绕过日
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时，它也是获得秘密情报和谋划的来源。
我们也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内廷并不是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结
合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学士的世界观和社会威望都截然相反。
他们在内廷彼此争权夺势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也可以不时地讨论，
分清内廷和外廷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翰林学士，他们对外廷的官僚集团有政
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虽然是个遗世独立的阶层，但也从阴暗中脱颖而出，
使外廷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另外在整个晚唐的历史时期，内廷所起的影响不
是经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续扩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纪中期的
宣宗，便广泛使用翰林学士，而其他皇帝却不是这样。总的说来，随着时间
的流逝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是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时
期达到了真正的高峰：一为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为9世纪的最后
25年。我们将要在下面对此详加申论。
可是，尽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条件，但在分析晚唐宫廷政治的时候，内
廷仍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规的官僚们视皇帝的私人秘书
① 例如 《新唐书》，卷52 第1352—1353 页。
② 《文献通考》，卷151 第1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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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宦官为异己团体，他们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间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认为他
们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势。第二，又是相反地，从各种情况可以得知，德
宗和宪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
官员。从皇帝的眼光看，内廷里的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即可以
信得过。最后，晚唐内廷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史中皇
权这一级反复出现的现象，即皇帝个人要设立一套班子，以推进政府的工作。
过了一个时期，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职官体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
①
的办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这种过程，从明清
两代的内阁和军机处也可看到这个过程。
正如我们所料，晚唐的内廷从一开始也引起了争论。德宗时代，特别是
朝臣们对宦官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竟然转到了皇帝本人身上；这个题目
被后世历史学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为德宗准许内廷在朝廷政
治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始终未被人原谅。
毫不奇怪，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对德宗的许多批评已经使人产生误解。传
统的史籍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刚愎自用，言行不检，文过饰非和贪得无
②
厌；但这又与同样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为人既轻信又柔弱的说法不符。也有人
说他在8世纪90年代表现出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准许宦官们和闹分裂的
节度使们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与关于他在779和781年
之间励精图治 （他为此曾备受赞扬）的记载大有出入。我的意见则反乎此种
论点，认为德宗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首先，
他志在振兴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他身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样的宏图
大志和古代某些“中兴”皇帝的任务来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