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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中卷，第198页）宣传、鼓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优秀论是法西斯主义吸引人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在战败的德国，则更易煽动民众的极端情绪，使反对者理性的声音被狂热淹没。对法西斯制造的领袖崇拜如何使个人跪倒在领袖脚下丧失了思考能力，爱伦堡也有生动的描述与深刻的分析。
经济长期萧条，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别加大，政治动荡不安，旧的价值体系突然轰毁……这种危机四伏的社会条件，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对国际资本的反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抽象呼唤，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名义、在领袖崇拜的同时又将“人民”变成完全否定个人的抽象概念等等，无不十分“公正”“正义”，也因此确具极强的吸引力与煽动性。这一切，终使法西斯主义突然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万勿轻忘。
《人·岁月·生活》反映出一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他们的彷徨、探索，对理想的追求和最后的结果，的确引人深思。如俄、德一些浪漫文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感、反对尤其值得反复回味！以抽象的公平、平等、正义、道德、人民、集体等等为号召最易打动人心，因此一方面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使那些充满真诚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正义感的人们，更认为不择手段彻底贯彻这些原则理所当然。后者的悲剧在于实际是“做恶”还自以为“行善”，因此做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没有任何道德障碍。结果与其初衷相反，必然造成一个更不公、不义、不道德、否定个人实际也就否定了人民的社会。当然，在平稳正常的工作中，种种“极端”思想通常只能“蜗居”社会边缘，危害有限，它们对社会的批判甚至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弊病的认识，有助于社会的改进，而浪漫主义勿宁说是对心灵、精神的有益补充。然而在社会转型矛盾尖锐时期或动荡不安、危机严重时刻，种种极端思想和这类浪漫主义顿成最具吸引力的主流思潮，形成迷狂的风暴，一切更为理性的其他声音都被它压倒，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
作为驻外记者，爱伦堡当然经常返国，但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国内的许多新情况使他茫然不解，甚至痛苦不堪。对“未来世界”充满幻想的真诚，使不少人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找出种种为之“解脱”的理由。对此，身处其中的爱伦堡也不例外。
一九三五年他回国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鼓掌，响彻“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长达十几分钟。受到这种群体性狂热气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拼命鼓掌，事后才感到手痛。对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他也曾惶惑不解，认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天天在讲苏维埃新文化，但眼前的个人崇拜却不能不使他想起在偏远山区看到的“那些萨满教巫师的崇拜者”，然而他“立刻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也许我在用知识分子的观点看问题吧。我曾多次听说，我们知识分子常犯错误，不懂得时代的要求！‘书呆子’，‘糊涂虫’，‘腐朽的自由主义者’……但我依然不能理解‘最英明的导师’、‘各民族天才的领袖’、‘敬爱的父亲’、‘伟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缔造者’、‘太阳’……但是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群众的心理，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过半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判断一切。”（中卷，第314、315页）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的确是一负面概念，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都有对“人民”的负疚感和道德原罪感，在抽象的“人民”（实际上只是统治者利用的一个符号）面前，放弃（甚至因此深深自责）了自己的理性。
一九三七年末，他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面对更加严酷、恐怖的现实。他一到莫斯科就有熟人悄悄告诉他一堆一堆被捕、被枪毙的名字。后来他知道更多情况后更感震惊，一批又一批人不断被“清洗”，他认识的不少外国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任职的《消息报》社各处室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往往今天刚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人民的精神状态，这部回忆录作了细致的描绘，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他向一些熟人打听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时大多数人只是摆摆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开。人们尽量少与外界往来，朋友之间也互相提防，甚至断绝往来。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现在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要在夜里用被子蒙着头说……”尽管十分小心，这位朋友不久也被处决。爱伦堡深知许多被“清洗”的熟人、朋友都是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坚信斯大林是人民的救星，那些罪行都是被强加的。但同时，他对这个社会的正义性仍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内心极度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矛盾和痛苦，他两次给斯大林写信，要求重返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战斗前线。这样，他内心的矛盾得到解脱，同时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保全自己的清白。一九四一年卫国战争爆发，“大清洗”被迫停止，全民同仇敌忾投入到反法西斯战斗中去。战斗虽然艰苦，但他的精神却十分兴奋，种种矛盾和痛苦一扫而光。他天真地以为胜利后一切都会立即改观，那些悲剧再不会发生。但没想到战争刚刚结束，又开始了与以前一样的“大清洗”。他写道：“我曾觉得，在苏联人民的胜利之后，三十年代不可能重演，但一切都酷似先前：召集作家、电影导演、作曲家开会，揭发‘同谋者’……”（下卷，第228页）战后这新一轮“大清洗”在一九四九年春险些波及到他，但总算有惊无险地躲过劫难。
对那个时代，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中卷，第412页）生活的恐怖与荒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最能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本质，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说明恐怖到了何种地步！“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一九三八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中卷，第412页）他也不例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下卷，第307页）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一九三七年起直到一九五二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下卷，第441页）
只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才能对这种恐怖氛围有如此细致的感受。因此，爱伦堡在回忆录中不无“庆幸”地写道：“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有一些日子甚至从朋友们的口述中也很难了解，需要亲身体会。”（中卷，第411页）不曾身临其境者，的确无法想像这种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而当这种“生活”用一些崇高的话语装饰起来的时候，局外人往往更难窥破虚实。例如中国的“文革”，其残酷与恐怖不亚于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但某些欧美大学中的左派教授在“文革”中并未到过中国、对“文革”毫无任何体验，直到现在仍在书房中以自己想像中的玫瑰色涂抹“文革”，宣扬“文革”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创新……如果说他们的种种臆说是因为对“文革”不了解、是为批判自己所处现实而真诚相信那是一个理想的“彼岸”，因而令人感到还可以理解的话，那近日中国的“新左派”们明明有这种恐怖的“亲身体会”，却急忙将其置之不顾而紧随并没有这种“亲身体会”的海外“洋左派”为“文革”叫好，着实令人感到可悲复可怜。
三
在这样一部对一个时代进行总结性回顾的巨著中，尽管他承认自己回避了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但有些根本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他写道，当时他与不少人就明白，从上到下许多惨遭“清洗”的人实际是清白无辜者，但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又使他们不敢怀疑、思考。因为“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神半人。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地反复说着他的名字，相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拯救苏维埃国家免遭侵犯和瓦解”。神话般的人所做的一切当然不容置疑。偶有疑虑，他们最多认为是因为斯大林并不知情，“不仅是我，很多人也认为，罪行是来自一个号称‘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的小人物。”甚至帕斯捷尔纳克有次也对他说：“要是有人能把这一切告诉斯大林那该有多好！”（中卷，第415页）
个人崇拜无疑是那些罪恶的主要根源之一，但并不能以此解释一切，因此爱伦堡在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二十大之后便不断面对新一代的质问：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有那样多人受罪，你为何幸免？对此，爱伦堡作出种种回答、辩解。
他说当这些罪恶初显苗头时他就有所感觉，但他的辩解是“这一切有时败坏了我的味口，但绝未败坏我的良心，难道我能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吗？”（中卷，第260页）他承认自己也多次产生怀疑，但一再强调“当时我曾长久地设法说服自己：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何况又脱离了俄罗斯的生活。后来我对欢呼声和做弥撒似的修饰语都习惯了，不再注意它们了”。（下卷，第466页）他还强调，他当时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虽然明知许多罪恶，但为了革命的总体利益而必须保持沉默。第四个自我辩解的理由是“是的，我知道许多罪行，但要制止它们我却无能为力。况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就连那些势力大得多、对情况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没能制止罪行”。（下卷，第470页）他很清楚，在千百万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可以到斯大林面前去对某一问题表示不同意见的作家。对此他辩白说“其实我同我的读者们一样是‘齿轮’和‘螺丝钉’”（下卷，第462页）这些辩解确实都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无自相矛盾之处，更重要的是缺乏深深的自责和忏悔。至多他只承认“存在过两个爱伦堡，他们很少和平共处，往往是一个在侮辱甚至践踏另一个……”（下卷，第490页）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批判清理时，他必然要面对：“您居然能幸免于难，这是怎么回事？”的提问，这时他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并反复辩白说：“如果我是个信教的人，我大概会说，上帝的安排是难以解释的。”“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不像一盘棋，而是像抽彩。”的确，他与那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否定那时代、那段历史也就否定了他的一生，这是他坚决不愿承认的。所以他多次表示：“当时我简直不愿再活下去，但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知道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中卷，第418页）明明承认命运像抽彩一样不能把握，却又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不亦悲夫！
由于不能完全正视那一段历史，影响到他对一些人与事的分析。他对法国作家纪德的谩骂，颇能说明问题。纪德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一九三六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其他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申明自己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几十年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