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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能使官僚主义者得计。且不说贪污问题，只要把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浪费粗略地统计一下，就谁都不会怀疑，在一个推翻了三座大山达三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对这样好的人民设法改善其生活并不过分，也不困难。应该认识到，在今天，多开办一所大学，多招收一名大学生，多盖一栋民房，多增加人民一分福利，就是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而给官僚主义釜底抽薪。
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让我们把这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写到反官僚主义的ABC中去，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
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封建残余相当严重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官僚政治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本书的阐述中，我们除上述最主要的部分以外，至少可以得到下列三点有关的重要理论启发。
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也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它也涉及武装斗争问题。
本书指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是，中国历朝农民暴动无一不是官僚政治“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它始终是农民的，而不是市民的。封建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只有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已经孕育好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和足够强大的市民阶级及其反封建的同盟军工人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如果它们还未发育壮大就被破坏摧残，新社会是不会诞生的。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不但动员中国传统的儒术、宗法组织等来加强其统治，并且还把它的对立面——商工市民力量也给同化在它的统治之中。这些不是扮演官僚的配角，就是转化为地主豪绅的伙伴的工商业者，伙同官僚、地主把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地剥削到大批流散死亡的境地之后，一旦农民揭竿而起，就都只能在战乱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品，而无法以社会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中国辛亥革命前二千多年中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无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亦因此故，中国多次农民战争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社会革命成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而告终。
由此可知，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必须是反映新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由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社会革命条件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万应灵药。那种不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斗争，那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左的阶级斗争，不仅不灵， 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仍然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只迷信于阶级斗争的暴力论，其结果只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对人民来说是无穷的灾难。十年浩劫教训用不着再来第二遍，就足以使不患政治色盲症的人们有勇气拥护这样一个结论：除非根本排斥改良（或改革），改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要不得的；只要允许改良，我们无妨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改良来代替极左的革命；只要允许改良，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和无可置辩的历史教训来反对任何自以为“有理”而归根到底贻害老百姓的“造反”尝试。因为，现在只有四个现代化能够救中国，任何轻视生产力这个历史基本动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政治革命（不管它的号召来自上面或下面），已不能充任中国历史的火车头。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意味着既不理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也不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但是，仅仅认识与拥护这个结论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要英明果断地下决心去改良在安定团结中求进步，而不要因循苟且让“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进治乱相循的历史涡流中去。
第二是劳心和劳力的问题。在封建官僚政治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晋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劳动的对抗和分裂有一个质的不同。封建社会的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不表现在生产领域，因为，劳心的士宦一般是不参加生产过程的，参加主要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是劳力的农民。而资本主义的这种对抗则还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参加了生产过程，因此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工业）进一步发展时，新生产力就要求劳动者从单纯的体力劳动逐步向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转移，甚至要求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优势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越来越要求吞噬脑力劳动，资本越来越和一切劳动对立，从而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开始消失，体力劳动者逐渐成长为脑力体力劳动者，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的则是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过程。而这两种过程不能不对两种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起极大的缓解作用，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影响生产力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封建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过程，因此，两种劳动的政治对抗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的对抗，在十年浩劫时期，林彪和“四人帮”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一正确的口号，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对象，这是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其目的是挑拨工农兵来整知识分子，玩弄封建权术，重新造成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的紧张对抗（不过这是一种颠倒的对抗）。林彪和“四人帮”对主张四个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和负责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即靠边站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迫害、清洗和虐杀，特别明显地再现了封建时代慈禧之流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反对现代化的狰狞面目。
关于脑力和体力劳动问题，是直接影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肃清关于劳心与劳力的政治对抗的封建观念和排斥、歧视、打击现代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流毒，对共运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我国今后关键性的十年则更是一个迫在眉睫，急待解决的战略课题。
第三是官僚政治的“亲和力”问题。由于官僚政治是专制独裁政治，百官最后皆向帝王一人负责。因此，帝王拥有莫大的权力。帝王的个性、能力、知识、好恶等个体特性对他所支配的官僚政治机器的具体特点乃至成败兴衰都有极大的影响。他对于各种治术的采用有独断擅行的自由，其效果也颇为不同。中国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洒洒无奇不有：在经济上从门阀（变相的贵族制）到庄园制，从自由经济到官僚买办资本都能搭配；在政治上从西方议会制到法西斯独裁皆可信手拈来；在思想体系方面，儒释道兼容并蓄，甚至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女皇制都可以和它熔于一炉。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像魔术—样神奇。这是为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及的。当官僚政治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官僚政治的残余因素仍很活跃，顽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内，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都有可能乘虚而入，形成病灶。可谓“官僚顽症”成“官僚主义恶魔”。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已成为比癌症或心血管病更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了。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于人民。在人类尚未进入自由王国之前，清官不能不在不同的程度上被人们所希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使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不断高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加强，则“清官”就有可能相应地造就和增加。如果清官不清，人民也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除了利用法制将其惩处之外，这些官僚主义者总有一天会发现，聪明的人民宁可用机器人来逐步地代替他们。这不是危言耸听。在电子计算机时代，一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并不是多么遥远的幻想，而很可能是未来人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之一。
一物降一物。官僚主义由于它的非凡的亲和力，几乎与人类共始终的共生的性格——它的原始的压迫形态早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它的未来的压迫形态未必能在私有制消灭以后消灭殆尽，人类不仅不可能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凭空将它消灭，而且也不可能由于勉强这样做而不受到“政治生态危机”的惩罚。但要使这一“恶魔”的为害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各种方法、各种手段与之斗争。这就是以上所提到的种种办法。这才是对待官僚主义问题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从而是冷静的、不躁不馁的态度。有些同志，为形而上学所囿，认为社会主义冰清玉洁，天衣无缝，仿佛是从天而降，不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一旦有了官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所以讳疾忌医，对体制性官僚主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连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碰不得，碰了就严惩不贷，等到官僚主义泛滥成灾，又企图像割韭菜一样搞几次运动把它消灭，让数百万干部做官僚主义体制的替罪羊。等到官僚主义愈灭愈大，又灰心丧气，感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这种忽左忽右的摇摆，正是由于对官僚主义缺乏冷静的科学的研究所致。
先师王亚南先生的这部书，就是以冷静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研究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著作。它无疑将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自从拙文（《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发表以后，收到中外读者来信要求借阅王著，这一情况敦促我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经济系和王亚南教授的夫人李文泉的委托校订此书。为尊重历史和保持原书风格．我在校订时只限于改正一些误植，修订译名和若干引文，以及对文字作了一些润饰。为了使读者了解王亚南教授的经历，书末附有关于他的生平简介一篇。由于个人知识浅薄，校订工作中如有错误，尚祈海内外贤达指正。
孙 越 生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自 序
现在拿来问世的这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在登载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时，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个引言式的楔子，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动机、态度，并附带列举全书内容的预定篇目。动机是已定的，不必说；在将近半年的写作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国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责难或诅咒，而我却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一贯地维持住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与原来预定篇目虽略有更改；那无非是为了说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项，由目录一见便明，无需赘述外，我在这里，只想把楔子中关于研究动机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过来，而最后更简单解说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触或感触到的一些情节。
先言研究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