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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社会成本问题》，拉里拉杂地写了十万字（英文的字），思想混乱，语言生硬，病句很多〔2〕。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流行起来了，并且被编入了经济学教科书。以后，人们从中搞出了一个科斯定理。再以后，科斯获得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是什么呢？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科斯本人却拒绝对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3〕。科斯仅仅说：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4〕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其实，真正懂得科斯定理的恐怕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科斯本人，但他拒绝解释。
第二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他说：将一些简单的常识说成是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5〕。
第三个人是井蛙四郎。他说：“《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6〕无论出自本人的真诚拒绝，还是来自他人的理性批评，那都无济于事，全世界的经济学、法学著作都在大谈科斯定理，甚至文学家们也用上了科斯定理。这就是时代，病句走大运的时代。
在古代，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的大革命前后，有几个作家、学者是靠病句取胜的呢？那时候的诗文也可能出现病句，但没有人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时代不同了，据说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后现代当然要有后现代的风采，要酷，要抛弃一切规则，所以，病句走大运也就理所当然了。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抛弃，就会自绝于世界历史潮流，就怨不得人。
弄懂了时代，才能跟上时代，才会有正确的抉择：要想成名，要想走大运，要想自已的诗文发表得容易些，不妨多来点病句。只有病句多了，人们才不容易读懂；人们读不懂，才会觉得你的诗文深奥、有水平，你的诗文也才能流行起来。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想拒绝成名、拒绝赞美那也不可能，科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即便自己羞愧得想自杀，甚至真的自杀了，那也无济于事，也挡不住你的诗文的流行，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注释：〔1〕《书屋》2000年第7期第63～64页。
〔2〕参见井蛙四郎：《产权学家治学态度质疑》，见《理论文萃》1997年第4期。
〔3〕参见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4期。
〔4〕见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第157页，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见《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9页。
〔6〕《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见《法学研究交流》1998年第2期第29页。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笔谈《沧浪之水》
？ 雷 达
等
雷 达（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读阎真的长篇《沧浪之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作者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努力追问迷失者之所以迷失的文化根因，这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我以为，当下某些同类小说放到《沧浪之水》面前会显得轻飘。
贺绍俊（《文艺报》常务副主编）：《沧浪之水》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或者说得更严格些，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省的小说。小说以官场为主要舞台，展现的是身陷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为官是为了“替天行道”，“道”是他们制约王权的武器，也是他们的精神十字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在“道统”和“势统”之间苦苦挣扎。在今天，“势”是如此强霸，挤得“道”无立锥之地。小说主人公对“那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贯注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表示质疑，这其实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通心态，因为传统的“道”与现实已经脱节。抛弃旧“道”建立新“道”是一个当务之急的话题，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惑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分子推到权力面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作者目光犀利敏锐，于细微处见精神，使小说始终洋溢着勃勃生机；反讽、幽默与不断的自我反省，使小说既有阅读的快感，也有思想的力度。
梁振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小说主人公池大为一方面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信仰和身份敬畏，不愿“太扭曲了自己”，“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一方面又察觉在这个速朽的时代，权和钱是世界的主宰，是“绕不过去的硬道理”，这是小说揭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悖论，于是产生了普遍的人格分裂。这一揭示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现在和未来的价值选择，也即自我身份选择和形象选择的重大话题。
齐成民（复旦大学博士生）：如何评价池大为以人格坚守始以放弃坚守终的价值选择，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我认为如果说陶潜式的精神领袖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也是历史上的事情。今天还有人抱着它不放，那是食古不化，与坚守没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听从“政治之召唤”。像早期池大为一样自命清高，进入虚假自恋怪圈，于己于社会都是一种浪费，也违背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原初内涵。进入政治是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知识分子有权察颜观色，要有一种把自己当作泥土，让人把自己踩成一条路的精神。马克思说，人们是在既定条件下而不是理想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理想主义不能面对现实，屈原陶潜式的高洁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理解池大为的转变。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小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如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性影响、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等，这足以证实小说的丰富性和它具有的极大价值。但在我看来，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人与人在对话中被左右与被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危机。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更来自他与周围的“他者”对话过程。他在与马厅长、妻子董柳等人的对话过程中，感觉不到“承认”，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也是他变化的动因。他不做人生转向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者和卑贱的形象，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这是小说表现的强迫性认同。
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这是一部令人惊骇的书，它直接冷峻地展示了人的沉沦。“宿命”的力量运行于日常生活之中，生活以无可抗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逼迫着每一个人，人们在把自己交给生活的同时也在退却、放弃。人有选择的机会吗？或者说，人们在反抗生活的暴政时是否有一处坚实的立足之地？这是本书向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白 烨（著名文学评论家）：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进入到知识分子与权力秩序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究。作者深谙官场个中滋味，也深得文学个中真谛。他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使读者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如何保持自我这一重大问题。小说不求丰而自丰，不求深而自深，实为当下现实题材之难得力作，而作者亦为直面现实写作之高手。
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小说写的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被损毁、被扭曲的过程，夸张一点说，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命题的现代性翻版。小说的深度在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复杂历史情境进行了相当透彻的解析，这种情境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现实生存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生命原则的坚守。是与非、合理和不合理在这里相互渗透交融，这才是鲜活的真实。正是在这种真实中，小说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透了。“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小说主人公这番话，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入思考。在精神追问的境界上，《沧浪之水》是以前的类似作品不曾抵达的。
刘起林（复旦大学博士生）：小说从池大为的精神血脉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写起，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在官本位生存法则下，知识分子原则守护的局促、人格的孱弱和心灵的煎熬。小说发挥第一人称的叙事优势，表现了池大为在环境强大逼迫下，精神的痛苦与无望，并通过他承受的琐屑而柔韧的威压，痛切地揭示了追求现世功利的时代环境对于信仰与精神追求近乎恐怖的压抑。小说对官场的描写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获得了美学与精神品味的双重提升。
阎晶明（文学评论家）：一口气读完《沧浪之水》已是凌晨四点，我突然惊奇自己做了一回真正的小说读者，而且对日常化生活故事如此热衷。我感觉自己跌入了小说人物池大为的灵魂世界里，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起伏动荡，我是被打动了。池大为是当代生活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出身不高，学历不低，生活里的一切远没安排好，清高孤傲却早已成为性格中的主要部分。他深知自己悲剧的根源，就是不愿真正彻底地改变自己。他最终屈服了、成功了，变得比任何人都彻底而且变本加厉。是生活教训了他，面对一次次无法回避的难堪与屈辱，他埋葬了“旧我”。这种小人物变迁的历史，被阎真写到了极致。
常 立（复旦大学博士生）：《沧浪之水》着力描写权力与金钱支配下的扭曲人性，立意之深、思虑之广、责问之切使它比一些同类题材小说更加沉郁厚重。与某些官场小说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人物具有鲜明的正面性或反面性。作者没有虚假地塑造任何一种代表正义、象征光明的力量，没有浪漫主义地描写英雄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拒绝提供任何廉价的希望。池大为事业的成功以付出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为代价，现实逼迫他放弃一切精神抵抗。读小说我们会对池大为寄予奇怪的同情，仿佛就是在同情自己，理解他的“堕落”，也就理解了自己，这正是小说所具有的奇特魅力。
唐志文（中南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和一些小说就官场论官场不同，《沧浪之水》是立足于文化立足于人生写官场，有充沛的人文底气，这种底气使小说在精神层次上有了超越性，也丰富了小话的话题空间。
张晓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小说以官场为背景写知识分子，与以前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不同，《沧浪之水》既不以谴责立意，也不以暴露为本。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保守、清廉与腐败的两极对立，没有那种黑白分明的善恶二分法。我读《沧浪之水》没有感觉慷慨悲壮之后的空洞和茫然。作品真实地告诉读者生活的真相：人为什么要选择仕途，选择了以后又只能怎样。这就是雷达老师说的，“小说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作者平心静气地演绎生活的必然逻辑，写透了现实生活为什么如此而且只能如此的根源，写透了不合理之中的合理性，使小说在众多同类题材中显出特殊的亲和力。
雷 达：我们可将此书看成一本思想小说、哲理小说。然而，小说倒也不缺乏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池大为和马垂章这两个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其复杂内涵令人深长思之。
孟繁华：我惊异于阎真的语言才能，他的心理叙事、对话艺术、对人物的精致描写以及长篇的结构能力，对日常生活体察的细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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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晗
我渴望那些突然使我置身于孤独中的东西，比如旅行、阅读。那次远赴新疆、甘肃时，我只带了三四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