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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虽然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但他们还是对此有准备的。但除了这种战前的扩张，在战争期间，雅典人还冒险地又作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向西西里大举派遣远征军，正是这一远征严重挫伤了雅典的元气。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的扩张？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矛盾的还是可以并行不悖？换言之，一个“民主的帝国”是不是逻辑矛盾？一个“民主的帝国”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扩展？
民主扩展也许有两条途径，或者说两个选择：或者是接受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类似于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这可能意味着干预其他城邦的内政。这两种选择是难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扩展看来不会是雅典人考虑的问题。雅典尤其不会选择前者，而它推进其他城邦的民主看来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特别紧密，无论是雅典那种民主政治的紧密，还是斯巴达人那种平等生活的紧密，看来并不有助于希腊城邦的团结而建立一个希腊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剧各个城邦的分裂。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哪怕仅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虑，这就要看它内部的人民是怎样的人民了，因为决定权确实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没有富有远见的引导，如果它没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由内部民主焕发出来的活力看来不仅无法阻挡其扩张，反而会加强这种趋势，何况雅典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14〕而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也就沉默了。
这样也就民主地铸成了导致雅典失败的大错——侵犯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雅典自此开始在规模大致相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这个民主国家叙拉古给打败了〔15〕。
实际上，在和雅典进行战争的城市中，也惟有叙拉古与自己性质最相似。民主的叙拉古也领土广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是保家卫国（虽然他们对临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胁和扩张），所以他们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战争初期本来是雅典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却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也是它最骄傲的时候，而骄傲使人盲目。它开始想满足自己对于遥远的土地的梦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结果民主没能制止战争，战争则反而很可能摧毁民主。在雅典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在内部开始有相当多的雅典人对民主不满，结果他们发动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对民主或者说极端形式的民主有某种程度的批评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远见的领袖可能会避免许多灾难。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刚刚开始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不久，就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后两年半即染瘟疫而死。伯里克利曾说过，如果雅典人善于等待时机，保持他们海军的强大，不在战争中去扩张帝国的领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内部发生危险（诸如内讧），雅典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后来雅典人却几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错误。伯里克利能够不逢迎群众，他“能够尊重他们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他能够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16〕
而他的后继者如大众民主派领袖克利昂的演说言词虽然极具煽动性也不乏勇气，却缺乏远见而一味狂热主战，包括主张杀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亚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华却缺乏操守，结果多变而得不到信任；尼西阿斯有操守却又失之于过分谨慎乃至懦弱。结果他们都丧失了对于公众事务的富有远见的领导权。民众变得骄纵了，他们的意见容易受他们的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们演说的人的言词和感情所支配，于是时而会表现得反复无常。雅典人在决定是否与科西拉人结盟，是否杀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时，都是紧接着就推翻了先前的决议。他们也日益失去对领袖、将军们的信任，对他们产生疑惧。这种疑惧和不信任虽然自有其必要，但超过一定限度也会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们不再能容忍失败和失误——哪怕是暂时和偶然的失败，甚至胜利中的失误。他们很可能会出尔反尔——正是这一点导致尼西阿斯在最后反而不肯顺从大多数士兵的意志从西西里撤军，并因此而造成人员的重大损失〔17〕。
即便雅典有杰出的领袖，民主有合理的运作，雅典政治的逻辑是否仍然会使它走向衰落——即便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会在下一两场战争中走向衰落？这里的关键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殊死战争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内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种对外部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甚至还将加强这种走向霸权的倾向？雅典在自己的内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但是它并不会在外部保证希腊所有城邦平等参与整个希腊世界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独立和自由权。这里的政策是明显“内外有别”，甚至还有一种“内内有别”的——不仅奴隶，无论在本地居住多久的外邦人和妇女都是没有公民权的。
所以，要回答在当时的古代希腊的世界里有没有建立一种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的问题，答案看来会是否定的。甚至这个问题是否会出现在当时政治家的脑海里都是疑问。所有人平等以及所有民族平等的观念大概得在一种后基督教的文化中才有可能出现。当时的雅典人确实还没有一种所有人的，不论出身、男女和种族差别的、普遍的平等观念。然而，即使是有了一种“内部无差别”的民主制，是否也还是会有一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即在国内充分实行民主和平等，在国际间却实行某种不是平等对待的霸权主义政策也还是一个疑问。民主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民主是否仍然是“自私的”，仍然具有某种封闭性？甚至内部的凝聚更可能导致对外的拒斥，导致某种孤立主义或扩张主义？它能确保公正的外交政策吗？抑或这里主要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发展程度的问题，即原因主要是因为无法建立一个国际的仲裁和执行机构。而推动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否也需要一种从民主中吸取资源的道德力量？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涉及一个人性可能性的问题？这诸多问题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和仔细的探讨。我们也许对任何制度都不能有一种制度拜物教的崇拜，或者，我们必须对人类或各民族未来的制度选择保持一种敏感和开放的态度。人类并不总是能去选择道德上最优、或者说最公平、最平等的制度，而只能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有一种具有远见而又因时因地的制宜。
行动的理由
战争是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包括：如何对待平民、投降者和俘虏，如何对待中立者、同盟者等等，这些行动涉及战争本身的规则，也反映出道德和文明的水准。当时希腊人有一些共同承认的战争规则，如侵入他国不得侵犯那个国家的神庙；一场战斗之后应根据休战条约让敌方取回阵亡者的尸体等等。
我们现在就来看雅典人在战争中的一些行动，尤其是注意他们作为行动者提出的理由。幸运的是，希腊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可供分析的理由。这首先得归功于当时希腊人的制度和惯例，在采取行动之前，即便是敌方，他们也允许其发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其次，我们当然要感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相当宝贵的演讲词，虽然其中有的是设身处地的揣摩的结果。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两个例子。
1。是否屠城杀降？
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一个贵族政体的独立属国，后来倒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据密提林人说，他们倒戈的理由是因为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后，对于波斯的敌视越来越少，而关心奴役自己的同盟者却越来越多，于是他们感到恐惧，对雅典的领导不再信任。他们的陈辞还涉及同盟的两个基础：第一是认为同盟需要有诚实的信念和友谊，要有共同的心理状态，这样行动才会一致；第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有所畏惧，保持某种力量的均势才有安全。
后来雅典人攻打密提林人，密提林人粮食吃完，人民反对贵族当局而主张向雅典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处置。在雅典就发生了一场如何处置他们的辩论。开始雅典人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把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的——不仅杀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杀一个国家的全部人民，于是重开辩论。
克里昂仍坚持他提出的处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议案。他发言说：有怜悯之感；迷恋于巧妙的辩论因而误入迷途；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统治的帝国都是十分有害的。他甚至认为这正是使民主政治不能进行有效的帝国统治的弊病。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毫不留情地报复。
戴奥多都斯则激烈地反对处死密提林人的建议。他开始也提到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即提出提案的个人往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危险，而作出决议的群众却不负责任，如改变决定也是只迁怒于原先的提议人，这样使得提议者和发言人为了做好事常常不得不对大众说谎，使用欺骗的手腕。有了这样一个开头，就使我们怀疑戴奥多都斯后面提出不滥杀密提林人民的理由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了，或至少他所提出的名义上的理由并不是他主要的理由。他心里还有更深的理由——这种理由可能是道德的理由。而他可能为了要最有效地达到使大家能投票通过宽容的决议，却没有诉诸这种理由，而是主要提出功利的理由。他说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确实可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但还是不能因此就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做对雅典有利。而事实上赦免他们对于国家才是最有利的。如果采纳克利昂的办法，那么以后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做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而绝不投降。我们不应当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即不使他们陷于绝境。
戴奥多都斯反复说他不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而只考虑怎样做对于雅典最为有利。他甚至说报复他们是正义的，但在这一情况中正义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应当更考虑利益。尽管如此，当他说到下面一些话时，还是具有道德的含义。他说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这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