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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表决时，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只以微弱的多数得到通过。于是雅典人马上另派一条战舰去追赶一昼夜前出发去传达杀戮命令的战舰。第二条船上的水手拼命划桨，没有休息，而负有那一可怕使命的第一条战舰则一直从容地航行，结果，它只是早到一点，当那里的雅典司令官刚准备执行命令，第二条战舰就进了港口，阻止了这次屠杀。
这件事也许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种尴尬和无奈，面对大众，尤其是在某些紧迫的问题上，要使正确的提议通过常常得使用某些技巧，有时不可能说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于不排除说谎。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雅典人在这件事情上也还是做得比斯巴达人有文明的教养，紧接着修昔底德就写到斯巴达人为了讨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杀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亚人。而色雷斯人不仅杀死密卡利苏斯城内的成年平民，甚至杀死儿童学校的儿童〔18〕。
2。是否武力胁迫中立者？
弥罗斯岛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他们一直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而想保持中立态度。后来雅典人带军队来到弥罗斯的领土，要求他们加入到自己一边，否则就将诉诸武力。在这样做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和弥罗斯人的辩论是一次开诚布公的、强者和弱者有关生死存亡的辩论，这一辩论的场景也许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来还是反映了各自的观点。
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说，他们不想说诸如因为雅典人打败了波斯人，所以有维持帝国的权利；或者说雅典人现在和弥罗斯人作战，是因为弥罗斯人损害了雅典人——说这套话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讨论的前提原则，说“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强权即公理”。他建议弥罗斯只应该在这个前提下争取他们所能够争取的。而弥罗斯人则试图让雅典人设身处地，说这个原则影响到你们也和影响到任何其他人一样，如果你们自己到了倾危的一日，就会受到可怕的报复。
雅典人不以为意，也许他们觉得帝国的末日还很遥远。他们只是敦促对方在武力威胁面前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说“我们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不是我们想自找麻烦，而是为着你们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们”。弥罗斯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怎么会有同等的利益呢？”他们问雅典人为什么不赞成他们保持中立、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雅典人说：“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利益；也是在这种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敌视。弥罗斯人又试图提请雅典人注意历史，注意他们与其他雅典属国的不同，他们毕竟已经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差别，哪个国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独立，我们不去攻击它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弥罗斯人是他们毫不足惧的。弥罗斯人的问题就仅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不去无望地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这里的逻辑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功利和强权逻辑，完全是实力在说话，再没有其他的考虑。
弥罗斯人也开始试图运用这一逻辑来说服对方，说在战争中，人数众多的有时也不一定胜利。而且，“假使我们屈服，那么，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继续斗争，我们还是有希望站立起来的”
。雅典人要弥罗斯人放弃任何希望，说希望如果有结实可恃的资源，你们不妨沉醉在希望中。但是按性质说，希望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弥罗斯人又说到神暗谋Ｓ樱蛭鞘谴砉矶炊圆灰澹欢宓乃拱痛锶艘不嵋蛭儆脑倒试恰Ｑ诺淙嘶卮鹚担骸拔颐呛湍忝嵌加猩癜的庇佑，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们对于神暗男叛觯彩屎嫌谥傅既嗣亲约盒卸脑颉Ｎ颐嵌杂谏癜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在此，一种“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都会进行扩张“的原则上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的地位，强者照此行事，弱者自认倒霉，关键的是你要争取做强者而不是谈论道德和怜悯。弥罗斯人希望雅典人从弱者的地位设身处地，而雅典人却要弥罗斯人从强者的地位设身处地。意思是如果强弱易位，你弥罗斯人也会这样做。而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会为着保持荣誉的关系来援救你们，斯巴达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
雅典人最后对弥罗斯人说，你们的资源很少，不能使你们应付你们目前所对抗的力量而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以独立的态度对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顺的态度对待地位较高的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地位较低的人——这是安全的常规。弥罗斯人最终不愿意抛弃自他们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决定抵抗。围攻战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最后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19〕。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整个辩论中，雅典人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无所谓。大概他们认为由于雅典的实力太强大，而弥罗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态度，而这场辩论对弥罗斯人却是生死攸关的。但这一对弥罗斯人生死攸关的事情在雅典人那里似乎是轻飘飘的，弥罗斯人试图诉诸雅典人的同情心，却完全不起作用，而对功利逻辑的运用，也无法使雅典人改变决定。雅典人极其冷静和清醒的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功利的逻辑、实力的逻辑、强权的逻辑。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只有这一种逻辑，那人类的处境确实是永远不会让人乐观。自然，不仅任何强弱都是相对的，最强的也可能有一天强弱易位〔20〕，无论如何，雅典代表的发言是很难得的一篇坦率地为强权辩护的辩辞，其揭示的人类处境值得人类深长思之。
后来雅典人又为他们远征西西里辩护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方针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针，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这些话类似近代“没有永久的敌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这可能真的是人类过去历史的基本事实，但如果这也就是人类固定不变的未来，那将令人悲哀。雅典人还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这样说就太过分了，他们派遣强大的舰队来进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21〕。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只是听见功利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偶尔听到谈论，谈论它的也只是弱者，强者甚至不屑于掩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免谈，这样他自然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这种谈论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弥罗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而人类如果真的要趋近一种持久的和平，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必要超越这样一种纯粹功利和强权的逻辑的。
战争的后果
确实有使参与者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战争，人们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标准未遭到破坏，精神反得以提升。例如，希波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不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对希腊人不仅是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
对精神和基本道德的冲击首先来自战时的自然祸患。当战争初期斯巴达人进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抢掠、破坏雅典农民在阿提卡的家园时，伯里克利欲避其锋而不许出战，人们都躲避到雅典城里而十分拥挤，这时瘟疫突然发生了。它来势凶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强者和弱者一样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的人也是一样，人们完全猝不及防，也无法防范，实际上医生死得最多。任何医疗技术都毫无办法，求神问卜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知什么时候会得这种病，也不知道谁能挨过去，以及怎样挨过去。在这种完全无力和莫名恐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不知道原因结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对宗教和法律的规则也就不关心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公开地放纵，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神灵的光环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他们不再害怕神，因为他们看见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坏人一样死亡。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许多家庭即因无人照顾而全部死亡，常常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当然其中也还是有英雄主义的事迹，但更浓重地弥漫的是绝望和放纵的情绪〔22〕。当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险，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时间动摇自己的道德信念。
应该说自然造成的祸患还是暂时的，我们其实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复过来。他们在瘟疫、在历次失败后的自我恢复能力甚至使人吃惊。但是，对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伤害还是来自人自身的行为，来自人所发动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本身的规则也被破坏了。而且这还不仅是一场外战，也是一场内战。在许多城邦的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修昔底德描述了发生在希腊许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内乱和革命，并在第三卷第五章中发表了也许是全书最长的一段笔调冷静而又不无忧伤的评论。他写道：科西拉民主党人继续屠杀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他也写到了麦加拉的贵族党人如何背信弃义地杀害民主党人及与他们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评论科西拉的内乱说：这次革命是如此的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
而我们还看到，雅典和斯巴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