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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波及面十分广泛，东及波斯、印度、阿拉伯以及俄罗斯等地，西及意
大利和法兰西诸国，以至在整个中世纪占有重要的地位。
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基本保留了“巴西利卡”式，到晚一些时候，出现
了“十字形平面式”，即在“巴西利卡”式的屏平面上增加两个横翼，它们
在结构上的共同特点是屋顶呈穹隆状，这种穹隆不似古代以墙壁支撑，而是
由独立的支柱利用帆拱形成的。因此，它可以使成组穹隆集合在一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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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而有变化的空间。拜占庭式教堂的外表仍然继承了早期的朴素简单的特
点，内部的装饰也极尽华丽绚烂，细碎的彩色大理石、珐琅和玻璃的镶嵌画，
充分表现了线与色的光彩灿烂。拜占庭时期教堂建筑的代表作是公元532年
查尔丁尼皇帝下令兴建的圣索非亚教堂。这座巨大的、穹形圆屋顶高达 60
米，直径井3米，屋顶和墙壁之间由一圈40个窗户采光，每当阳光透过窗口
射进昏暗的大厅时，画满壁画和图案的半圆形穹顶就如同在半空中飘浮。在
教堂内部到处是以各种彩色玻璃嵌着圣经故事和使徒传记的嵌石画。它和以
白、绿、蓝、黑等大理石所作的贴面相互辉映而显得富丽堂皇。可惜这个高
大穹隆毁于989年的地震，现存的比原来的略小些。
教堂内部的“马赛克”镶嵌画的艺术形式最早起源于西亚巴比伦和亚述
人的宫殿、神庙装饰，后来的希腊罗马人发展了这种形式。东罗马帝国吸引
了大批罗马艺术家来到拜占庭，从而使这种艺术形式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并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最负盛名的镶嵌画是意大利拉温那城的圣·维塔尔
教堂中，纪念查尼丁大帝和他的皇后的两幅壁画。图中表现皇帝和皇后带着
随从到礼拜堂向上帝朝拜的场面。这些镶嵌画是在黄色的底子上用各色玻璃
并杂以金块镶嵌而成，形成了闪闪发光、五彩缤纷、富丽堂皇的效果，被认
为是拜占庭镶嵌艺术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作。
实际上，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之后，基督教时代才正式开始。政
治体制与思想意识上东西罗马有很大的差异，基督教艺术也就沿着两条彼此
分离的线索发展。
在基督教里，对人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人是精
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统一，尘世的和神性的二种身份在人身上统一起来。这
一倾向对拜占庭艺术和东正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人的形象里，深刻的
精神性和理念与人的肉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二种倾向则认为，人仅仅是
尘世的、罪孽的生命物，肉体只是临时的外壳，重要的是其所包裹的不朽的
灵魂。这种观点对天主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艺术里，对人的肉体
存在极端蔑视，其结果是在艺术中明显地出现一些自然主义手法，津津乐道
于人的肉体痛苦。这二种倾向构成一种张力，导致了对人进行新的诠释的需
要——从而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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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道教
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中国，与各帝国竞相崛起的文明发祥地一样，开始
了大经济制度的确立。首先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的封建国家。继秦之后的汉朝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更为繁荣强
大。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打破了秦汉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大一统局
面，起义虽然失败，但各地军阀豪强势力乘机割据混战。此后经过魏、蜀、
吴三国鼎立与西晋的短期统一，东晋十六国的动乱，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对峙，
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全国，先后经历了约400年之久的分裂。
在这段多个政权并立的时期里，战乱频仍，干戈扰攘，人民生活极端痛
苦，是一个充满贫困、苦难和死亡的恐怖世界。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的
普遍瓦解，儒家学说在思想上、文化上的“一统”地位相对削弱，使人们得
以对人的生命乃至世界的本质重新进行思考。这一切都为宗教的滋生泛滥提
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东汉以来开始形成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都在这一时期有
了很大发展，逐渐成长为封建官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新的变化，为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本格局。
就道教而言，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其最初的重要发展阶段，原始道教从
民间兴起，并逐步演变发展为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
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东汉中后期，道教发展已有一个小高潮，民间已形成
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民间道教团体。后因黄巾起义失败、张鲁政权降曹，
而一度受到重创。进入魏晋之后，统治阶级对民间的宗教活动分化打击，遏
制了早期民间道教组织迅速发展的势头，使之整体趋于衰落。虽然五斗米道
在地域上从西南发展到全国各地，并渗入上层集团，但并未改变其“以鬼道
教民”的特色，在其内部还出现了组织散乱、科律废弛的现象，分化出许多
互无统属的道派。
在民间道教活动受到遏制的同时，神仙道教却在魏晋社会上层中兴起。
神仙方术之士在社会上十分活跃，并逐渐形成一些师徒相传的神仙道教团
体。最初的民间道教也渗入了一些迎合门阀士族需要的神异内容。两晋之际
的道教学者葛洪（284—364年）集早期道教的理论发展之大成，撰《抱朴子
内篇》，对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种方术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上的阐述，这
对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的方向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并
对以后的道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葛洪去世后，以丹阳士族杨羲、许谧等人制作《上清经》（364年）为
标志，中国南北方出现了由门阀士族道教徒发起的道教改革活动，代表人物
先后有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使道教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此以
重视经典科教与神仙养生之术为主要宗旨的道教派别成为道教发展的主流。
民间道教经门阀士族改造后消融在南朝新道教中。发展至隋唐，道教与佛教
的发展都进入鼎盛时期。南北朝以来形成的茅山派、楼观派成为当时道教的
正宗，三洞经典体现了道教最高的教义理论和修炼方术，而早期天师道的符
箓禳祓之术，仅仅作为经典的一部分和道士入门的初级功课保留下来。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①东汉晚期在民间崛
起和形成。②三国两晋之际，在抑制中发展，五斗米道出现分化，其一部逐
渐与神仙道教合流。③东晋以后，民间道教经过改造成为以仙道为中心的成
熟的官方化的新道教。道教历经几次变革，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从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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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到发展成熟的过程，为此后一千多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百溪汇川
道教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来宗教相比，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源
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型宗教。不仅如此，它的创教也与其他大教有所不同。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创教时期，而道教的前史特别
长，创教活动分散而缓慢，绝非在同一途径、同一地区和同一时期形成的，
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统一而稳定的教团组织，因而道教起源的上限极不易
认定。如早期道教的符箓派和丹鼎派，其诞生的情况就十分复杂。符箓派的
祈祷、禁咒起源于远古的民间巫术，但只是在巫术服务于长生成仙的宗旨，
依托于道家理论，并建立起自己的教团体系时，才转化为道教，这一转变过
程至汉末才初步实现。而丹鼎派重清修炼养、其前身是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
等，二者均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
道教的理论思想准备早于其组织准备。东汉后期出现《太平经》和《周
易参同契》，开始形成早期道教理论。然而却无相应的道教组织，只是少数
道士师徒授传，魏晋时期的内丹经《黄庭经》和外丹经《抱朴子·内篇》尽
管社会影响较大，其社会组织力量仍然很弱小，丹鼎派的这种理论与组织不
均衡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神化老子、改造道家，也构成早
期道教的主要创教活动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又是道家演化派生的产物，
《老子》、《庄子》也是道教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源头。道教的产生实际上是
个多源头、多渠道，逐渐靠扰合一的过程，各教派之间互有影响，又独立发
展，时间上前后相错，既没有统一的具体创教时间，教名和教徒也缺乏统一
的称呼。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带有浓厚的中国原始宗教色彩，其主体内
容大致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古代的鬼神思想，即商周时代以前在中华大地
就已形成的鬼神崇拜、巫觋占卜与祭祀，也就是人们所概括的天神、人鬼、
地祇三大崇拜对象系统；二是源于古代巫术，盛行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神仙方
术，即仙人、仙境、仙药等信仰以及方士们寻神山、求仙药的活动；三是两
汉之际某些儒生与方士合流，以阴阳五行推验灾异祯祥的谶纬之学；四是两
汉黄老道对黄帝、老子的神化，即修道、养寿、仙化的信仰。简言之，殷商
的鬼神崇拜、战国末兴起的方术仙道、汉代的谶纬学和黄老道，构成了早期
道教的四大信仰要素。这四大信仰要素经过一些学者论述、方士鼓吹、帝王
崇拜（如秦襄王和汉武帝）而得以广泛流传，并成为道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
显著特征；而道教的组织准备则由继黄老道而兴起的太平道及五斗米道逐步
完成。
从战国到汉代，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黄老学大致有三个流派：一是黄
老与刑名法术结合的道德法术家，着重于解黄老学为人君南面之术，即帝王
统治术。二是黄老与阴阳五行结合的阴阳数术家，以阴阳、占卜论吉凶。三
是黄老与养生之术结合的神仙数术家，在黄老思潮的影响下，古代的医学、
房中、神仙等祛病延年的养生术著作，多依托于黄帝。延至东汉，黄老学已
侧重于养生、修仙等方面，与西汉侧重于在统治术的黄老学已有所不同。这
是黄老学逐步演变为黄老道的过程，也是道教酝酿、发育、接近成形的重要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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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道教经书
起于汉代的道教，与其他同时代产生的世界性宗教不同，其他世界性宗
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较明确的创教者，且创教者述而不作，经典多为
对创教者言论的追述或记录。而中国本土生长的道教却表现出对中国原始宗
教的依赖、继承关系。它首先是由一些“为道者”制作“神书”创造经典开
始，然后发展为系统的神学信仰，形成宗教团派。其创教者与经典制作者并
非一人，而是多重源流汇合的结果。
从战国到秦汉，随封建制的兴起和强大，中国土地上的神仙思潮也“后
浪推前浪”的涌动不息，而且逐渐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汉初的留侯张良，
辅佐高祖，晚年则欲从赤松子游，学道健身；后来的汉武帝也欲求长生不死，
令入海求神的方士达数千人，最终只限于个人长生，以至于汉武帝60岁时，
“自叹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
①
差可少病而已” 。
最初的神仙逍遥自在，只是助世人长生不死。西汉末年神仙对政治生活
的影响开始显露。朝政不良，灾异频仍，使社会上的宗教气氛增长，汉成帝、
哀帝时，方士十分活跃，既有在朝廷提倡赤精子“下教”之道的，也有于民
间“行西王母寿”活动的。汉成帝至西汉末年（公元前32—前7年）喜好祭
祀鬼神方术，幻想借天威以维持其统治并得后嗣。在这样的背景下，方士齐
人甘忠可将汉武帝后盛极一时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