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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和居士从事辅助工作；第三，译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外来僧带来什么
经就译什么经，大小乘同时流传；第四，佛教尚未“本土化”，其标志之一
是汉僧著述和注释极少；第五，译经活动具有纯民间的性质，未得到政府直
接支持，主要资助人为民间地主或知识分子。
2．佛教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进一步发展
公元320年建立的笈多王朝，使印度恢复了近乎孔雀王朝时期的统一状
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维持了百多年的昌盛局面。笈多王朝的宗教倾
向是扶持印度教，所以史称该王朝为婆罗门教的复兴时期，特别是对于毗湿
奴和湿婆的崇拜演化成二大派别，并得到北方■哒等外来统治者和南方帕拉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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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等王室的赞助。不过从总的形势看，这一时期印度次大陆地区保持一种宗
教宽容的氛围，各种信仰并存，自由辩论和竞争，具有刺激各种宗教优胜劣
汰的社会条件。
（1）各地佛教基本状况
公元3—5世纪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规模，目前只能从汉地游学僧人的记述
了解其大致状况。这一时期包括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在内的北印度的佛
教依然以健陀罗为中心，当地“伽兰众多，僧徒聚居”，多属于上座部，围
绕佛遗足迹、佛齿、佛骨顶、佛剃发剪爪、佛钵、佛锡杖、佛影、佛本生故
事（如菩萨割肉贸鸽、以眼施人、投身喂虎）等圣地、圣物形成散布各地的
崇拜场所，一般都建塔供养，并有僧众居止。
在以摩偷罗和摩揭提为代表的自然条件较好、物产丰富的中天竺地区，
寺院众多且规模较大，有的可住僧六七百人，并形成较稳固的寺院经济和大
小乘多种教派杂居的格局，不同教派以其供养之塔构成外在标志，如比丘尼
供养阿难塔、诸沙弥多供养罗云塔、阿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供养“律”、
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或观世音等。但在佛陀诞生地的
迦毗罗卫和布道重地舍卫城等地区，虽有僧众居住在圣地、圣迹处，但宗教
主流已是“外道”（如拘萨罗国有96种“外道”）或供养过去三佛。
斯里兰卡佛教在4世纪前具有大寺派和无畏山二大中心，4世纪初无畏
山发生分裂，萨伽利长老主持的祗陀林寺倡导大乘中观派主张，形成三大中
心鼎立的格局（并维持到12世纪）。佛牙在斯里兰卡具有特殊的地位，每年
一度的佛牙出行节是斯里兰卡最重大的节日，而且只有真正拥有这一国宝的
人才能成为国王。生活于5世纪的觉音是南传佛教史上的重要学者，其代表
作 《清净道论》以优波底沙《解脱道论》为基础，用戒、定、慧三学组织佛
教全部学说和实践，确立了南传佛教独具特色的禅法体系。
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在 3—5世纪这个时期依然是中印佛教交流
的重要桥梁。在中华腹地传播佛教者或译经者，如僧伽提婆、佛陀耶舍、佛
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或来自罽宾，或曾在罽宾留学。
罽宾既是阿毗昙和上座部的中心，也具有较发达的律学与禅学，其中达摩多
罗的禅法对汉地早期禅学的发展影响较大。
（2）经部、新有部与正量部
尽管自3世纪婆罗门教在印度次大陆东山再起，大乘佛教向其挑战，但
上座部佛教 （这里指一般所说的“小乘”）的势力不仅遍及南北印度，而且
其主流地位一直保持到5世纪。然而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会引发上座部佛教
的内部变化：在教团组织和寺院经济方面，由于布施丰盛，能够自给，过去
常见的游街乞食现象逐渐消失；在崇拜活动方面，对塔的供养遍及所有佛教
遗迹和寺院，而且对佛陀偶像的崇拜正在取代对佛遗迹的崇拜；在教理方面，
上座部在同内外论敌的论战中形成许多新观点，如大众部、有部、正量部和
经部等。
经部又称经量部，以《阿含经》为基本原理（量）。原出于说一切有部
的譬喻师，主张在佛教二藏中应以经而不以律、论为正量或正确的认识根据，
而得名。它的创始人拘摩罗多也是譬喻师的著名开创者。譬喻师是以寓言故
事来解释佛经的法师，其代表作为法救（有部四大论师之一）的《法句譬喻
经》。拘摩罗多最初活 动于北印度今拉瓦尔品第一带，“作为北方一大家，
与东方之马鸣、南方之提婆、西方之龙树齐名”，在3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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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四日照世”。经部主张人体内有一种叫做“一味蕴”的“细意识”，
以其为根本生出所谓的“五蕴”并构成现实的“有情”。拘摩罗多的弟子诃
梨跋摩撰《成实论》，强调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观点，解脱的根本途径
在于用“真智”去灭“无明”。该经在中国三论宗以前声望很高，后来被视
为小乘空宗的代表作。
有部学说在5世纪经过世亲的努力而发展为新有部。世亲活动于北印度
地区，因作《七十真实论》破数论师、后又破声论师而受到正勤王与新日王
的供养。世亲的新有部思想集中体现在《俱舍论》中，该经以“四谛”为中
心，将上座部佛教对世间和出世间的基本观点规范化和系统化，概念明晰、
哲理性强，被人们看作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哲学代表”。《俱舍论》将现实
世界分为二大类，即有情世间与器世间。有情世间相当于动物、人类和鬼神
系统，其基本范畴有三界、五趣、四生、四有、五蕴、十二因缘等，并以此
解释有情世间和宗教的各种现象；器世间指有情世间所居的物质世界，其基
本范畴有世界的广度、厚度、形状，世界的物质构成、地理布局及其生、住、
灭的劫数与灾难等，由此形成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在宗教实
践方面，《俱舍论》侧重于“治心”。
正量部是从早期佛教的犊子部分化出来的，活动于印度的西部与西南
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至7世纪上半叶玄奘游学印度时，正量部已
形成以摩腊婆为中心，遍及19个国家，僧众6万人 （仅摩腊婆就有僧众2
万多人），数百座寺院的规模。正量部的创始人是三弥底耶，现今尚存的主
要经典有《三弥底部论》与《大丈夫论》，其学说接受了大乘学派所主张的
入世救世的菩萨行思想，并“强调境在心外，心外有境；心之取境，是直线
式的反映，不经过任何中介。这种说法，同瑜伽学派全力主张唯识无境和“带
相”缘境之说，全然对立。显然，正量部的说法是符合常识的，但失之于粗
糙。”①
正量部坚持“业力不失”观念，但不是将“业”理解为“意业”（如有
部），而是直接造成实际后果的言论或行动的“表业”，属于比较务实的宗
派。
（3）大乘佛经支脉化
大乘佛教一开始就是在思想上具有多种倾向的集合体，这种张力虽然使
其内部从未统一过，但却使它充满活力。另一方面，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
“佛典原是民众的一种创造，只要有这种需要和才能，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佛
②
的名义诵读和编撰出来” 。这种趋势在龙树、提婆之后越演越烈，在2—5
世纪的这一时期内，除《法华经》和《阿弥陀经》之外，还形成华严经系、
大集经系、唯识经系等比较重要的经系。
早在2—3世纪，华严经系的《兜沙经》、《本业经》、《十住经》、《渐
备一切智德经》、《如来兴显经》和《摩罗伽经》等在于阗陆续问世，后被
增扩、编纂成为 《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强调“诸佛真法”是佛菩
萨“法身”的本体，佛法高于佛身；强调普贤和文殊的作用，将普贤行作为
菩萨行的范本，文殊则被说成是引导信徒实践普贤行的典范。在哲学理论上，
《华严经》用粗直的语言阐述了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提出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123 页。
② 同上书，第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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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尘能容一切法界、一切众生，无量佛菩萨世界均可纳入一毛孔中，即所
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大集经》产生于3—6世纪，是大乘佛学与自阿富汗、于阗到敦煌一带
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再创造的产物。 《大集经》的突出特点，是吸取并融合各
民族的多神崇拜，构成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佛教历来都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他们只被当作轮回世间众生的
一分子，严格地受业报法则制约，并不具有左右国运、祸福人生的特殊威力。
《大集经》彻底改变了佛教这一固有的鬼神观念。它把鬼神分为善恶两大类：
恶鬼以波旬为首，专门败坏佛法僧三宝；当善神不再护佑众生时，恶鬼就会
制造各种灾难，甚至使人们互相残杀，国土城邑荒无人烟。善神都是佛教的
皈依者，对一切佛徒起佑护作用，令恶鬼不得为恶。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
业力，已经退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更多地要听命于鬼神的摆布。”①
《大集经》所涉及的鬼神范围极广，可以说是“万物有灵”。既然如此，
如何役神驱鬼就成了佛教徒必须掌握的“技术”。《大集经》将咒术（陀罗
尼）列为佛徒的必修课，与戒定慧三学并列为菩萨行的“四种璎珞庄严”，
而信佛的巫士则被提到菩萨的高度。
5世纪前《大般涅槃经》已经形成，前10卷形成于印度次大陆的华氏城，
后30卷产生于中国西北文化的土壤。其总体精神是克服视涅槃为死亡的悲观
论调与《般若》中观以涅槃为虚妄的虚无主义态度，提出“常、乐、我、净”
的“涅槃四德” （常指寿命无限，乐指幸福无忧，我指绝对自由，净指情操
高尚），为佛教信徒提供了一种比较积极的、有所作为的处世态度。
关于“心造诸法”的观点在《华严经》中已露端倪，但经过《解深密经》、
《楞伽经》与《密严经》等将此观点详尽阐发，才使之成为唯识经系这一佛
教中最庞大的哲学体系，并为后起的大乘瑜伽行派奠定了基础。无着与世亲
是瑜伽行派的实际创始人，《弥勒下生经》既是北印度弥勒崇拜的反映与概
括，又将这种信仰进一步推广，倡导行“慈心”者得报，可生于弥勒佛国。
3．佛教在中国的急剧发展
3—6世纪正值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朝的衰败不仅仅是政治上、经
济上的，而且是思想的和文化的。儒家正统文化的衰落与玄学的兴起，政治
上的争权夺利与频繁的战争，民众的流离失所与士大夫的朝不保夕，这一切
都为佛教的传播和佛教在组织上、教义上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1）三国时期的佛教
三国时期的北方魏国对一切宗教活动（包括佛教）持反对的态度，但事
实上在民间乃至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信奉佛教，寺院、建塔、译经等活动从未
中止。见于僧传的译者，有昙柯迦罗（译《僧祇戒心》）、昙帝 （译《昙无
德羯磨》）和康僧铠等，所译之经以戒律为主。在曹魏时期，北方佛教的重
要发展在于汉僧讲经译经力量的形成，其代表人物为朱士行。
“初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
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 《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
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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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涉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