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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不平等开始产生了，奴役开始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了、罪恶了，而不平等的起源就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这就是该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所以，卢梭一开篇就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在卢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社会就是私有制的社会。不过，卢梭并不认为私有观念的产生是某个人头脑里偶然想到的结果，而是“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粮食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卢梭认为，私有制产生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贫富的分化和对立，使得富人和强者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制造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国家和政府，随之又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代替平等的是奴役和压迫。这是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而国家机器的出现，又使人类不平等更为加深，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专制的形成、暴君统治的出现，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既然历史发展的逻辑是物极必反，这种极度的不平等也就成为新的平等的起因。卢梭由此得出了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革命理论，即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治是完全合理的。他满怀激情地预言：当时法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的”，“大人物要变成小人物，富人要变成穷人，贵族要变成平民；你以为你能避免命运的打击吗？危机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昂扬、自信的理论主张，难道不是对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的最真实有力的召唤吗？
在这本书中，尽管卢梭存在着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去提出问题建构理论的倾向，但是，不能否认，他的历史的描述，他的鞭辟入理的分析，都比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泛泛而论要深刻得多。如果说炸毁封建专制的大厦是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共识，那么，卢梭则是天才地提出了炸毁的必要性、合理性，炸毁的时机、方式和具体位置。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社会契约论》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一破一立，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人民和谁订立契约的问题，因此，他一开始就反驳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契约观点。在他们看来，缔建国家和政府，就是人民和君主订立了契约，一旦契约成立，全体人民就转让了他们的自由，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权力或自然权利，而成为国王的臣民；君主则拥有合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借以保护臣民的自由、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确保国内太平。卢梭认为，这种契约论的实质就是让人民无缘无故地奉送自由、出卖自己。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里，由于国王的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专断蛮横，他是不可能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的。不仅如此，他还要想方设法地剥夺人民的自由，使自由成为他行使专断的巧妙伪装，使自由成为名存实亡的骗局。当专制君主口口声声要把自由还给人民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奴役人民的勾当，以致把全国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时，“监狱里生活也很太平，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也很好吗”？卢梭因此发出了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问。
所以，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人民同在上的统治者建立什么约定，而是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表面看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了整体集体，他们似乎是仍然奉送出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集体就是人民自己结合而成的，所以个人服从契约只不过就是服从他自己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丧失了天然的自由，而重新获得的是社会和道德的自由。而且，这种契约也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而只不过是把它发展成了道德和法律的平等。
这样，在 《社会契约中》，卢梭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他指出，“社会契约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这就是说，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当然，卢梭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在当时占法国人数最多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他认为这些长期受统治、受压迫的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体，他们应当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而封建统治者则是契约的破坏者，由于他们实行暴虐统治，人民完全有权废止同他们所订的契约，采取革命的手段摆脱桎梏，重新获得自由。
总体看来，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范畴，也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所以他描绘的自由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理想国家，并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由于卢梭本人是一个平民，由于他的思想是一种平民的思想，由于他代表了法国最下层贫苦人民的共同声音，由于他的学说在当时的所有学说中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卢梭本人成了革命领袖们崇拜的偶像，《社会契约论》成了雅各宾党人的革命圣经。比如，马拉在革命的年代跑到巴黎的大街上宣读卢梭揭发罪恶、讨伐专制的檄文。到了1792年，马拉又对人民说：“当你们没有面包的时候，王位的继承人是没有权利吃饭的……准备组织军队吧，应该把那些坏蛋的土地和财产分掉，他们把黄金埋在地下，准备让你们饿死，让你们在奴役和贫穷中灭亡。”
这是马拉的语言，同样不也是卢梭式的语言吗？把卢梭革命的理论变成战斗的演讲辞并没有多少困难，因为它们的区别也仅仅就是一个用笔写的，另一个则是用嘴说的。
卢梭的思想整整风靡了一个历史时代，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以及美法两国在革命中制定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体现了卢梭民主理论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卢梭的学说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于后人对他的学说不经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嘲讽的口吻说道：“这本书（指《社会契约论》）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它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 （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至于未来还要把什么进一步胜利献给他的在天之灵，我就不敢预言了。”
开采天性与谴责文明
卢梭是一个善于制造口号的人，许多口号就是从他那里叫响的。比如“天赋人权”，比如“回归自然”。
卢梭还是一个善于制造名言的人。这些名言收在了一本又一本的“名人名言录”中，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纳、传递，流传甚广。比如：“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又比如：“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这些口号和名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火花。但是，当它们被孤立地拿出来的，却往往会发出歧义。
于是，它们有了还原的必要。
一、向贵族艺术宣战
卢梭的美学观无疑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又无疑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支柱。
卢梭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其实只有两个：“自然”与“文明”。这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其它概念是这两个概念合理的延伸，当然它们也就具有了水火不相容的性质。如自然人 （野蛮人）与文明人，自然社会（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自然性格与社会性格，自爱心与自尊心，美德与礼貌，健壮与优雅，纯朴自然的爱情与矫揉造作的艳情，平民与贵族……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他就提出了自然与文明的不相容性，以后，在他的其它论著和文学作品中又完善了这种观点。
这篇论文就是获得了第戌学院征文第一名的 《论科学与艺术》，它的全名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十分有趣的是，表面看来，它似乎是卢梭的偶然所得，但实际上却是作者长期思考的结晶。它虽然是一篇论文，却一点都不枯燥，其中洋溢着作为作家的卢梭的全部激情。从下面这封卢梭给他友人的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篇论文的产生过程，而且也能窥视到情感型的卢梭的创作方式。
我去探望狄德罗，那时，他被囚森在万森；我口袋里揣着一份《法兰西信使》，我在路上便翻阅起来。我突然发现第戌学院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了我的第一篇论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跟某种猝然出现的灵感相似，那就是在读这份期刊时我内心产生的活动：蓦地，我觉出我的头脑闪耀着万道金光；各种强烈的观念同时出现，既有力量，又很模糊，把我抛入一种难以言语的混乱之中；我觉得我的头脑如酒醉一般混沌麻木。一阵剧烈的心悸压抑着我，掀起我的心胸；继续往前走，我实在无法呼吸，于是，我倒在路旁的一株树木底下，并在那儿呆了半个时辰。我非常激动，以致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觉上衣的前襟被泪水湿透了，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洒泪。哦，先生，要是我能够把我在这颗树下所感觉的和所见到的其中四分之一的东西写出来，那么，我将会多么明晰地让人们看清社会体系的各种矛盾，我将会多么有力地阐述我们的制度所存在的各种流弊，我将会多么简洁地证明人性本善，而仅仅因为这些制度，人们才变恶！对于我在这棵树下一刻钟内悟到的这种种伟大真理，我所能记住的，都零零碎碎地分散在我的三篇主要著作里，那就是这第一篇论文、《论不平等》和《论教育》。这三部作品互相关联，形成同一个整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有二：一是否定一切科学与艺术，二是返回自然。
卢梭在论文的一开篇就申明：“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我是要站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所以，他指责了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罪恶，指出了正是这种罪恶导致了道德风尚的解体，人的生命之树的枯萎。在论文中，他激情昂扬地说：“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子，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们的格言真能成为我们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的称号是分不开的，那么生活在我们中间将是多么美好啊！然而，这么多的品质是太难遇在一起了，而且在这么多的浮夸当中，德行是很难出现的。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但一个人的健康与茁壮则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装饰对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
单独来看，卢梭的论述是精湛的，但是实际上他的观点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因为他把这种文明罪恶的原因归结到了科学与艺术身上。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述诞生于野心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而艺术又培养了奢侈，腐败了人们的心灵。奢侈与善良的风化是背道而驰的，它的后果是导致了风化的解体。既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