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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卢梭在《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进一步就发挥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自己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正。在这封长达数万言的长信中，卢梭对达朗贝提出要在日内瓦建一个剧院的主张进行了批驳。这封信的中心议题其实仍是他上一篇论文观点的延伸，因为他认为戏剧演出不但不能淳化道德风尚，反而会败坏道德风尚。他罗列了女演员不检点的台风，戏票销路所产生的经济恶果，奢侈与招摇的流行，激情产生之后带来的弊端等等，极力使人们相信剧院就是罪恶的渊薮。
由于他的偏激，也由于他论述时的不严密，他的观点往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科学与艺术于人的精神发展无益，必须毫不可惜地将它们扔到垃圾堆里。其实，卢梭的本意并不是要毁灭所有的科学艺术。从他后来的修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艺术是有所指的，是专指那种虚夸、伪饰、卖弄式的贵族艺术的。这种艺术虽然并不就是文明社会中罪恶产生的主要根源，但起码在帮助人们制造着罪恶，是罪恶的同谋。
自然，卢梭所说的文明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所使用的那个文明。它指的是私有制产生之后那种充满了欺诈、掠夺、奴役、没有正义、美德解体、毁灭人性、极端卑鄙的所谓文明，这种文明除了让人堕落之外，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但是它表面上看去却是被美丽的花环装饰起来的，并且它还时时向人们发出召唤：请戴上这些花环吧，这会使你变得高贵、圣洁。于是文明成了矫情与伪饰的同义语，它巧妙地包庇了罪恶。
这样，卢梭就必然要提出一个真文明的社会与这种伪文明的社会相抗衡。于是，“返回自然”成了他旗帜鲜明的另一主张。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提出了“自然人”的概念，并把自然人与社会所造就出来的人作了一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人的天性就是善良的、优美的，只是因为生活在腐败的社会里人才变得凶恶、堕落了。因此，人类的腐化堕落是文明的罪过，只有在原始人那里，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他的这一论断自然又招来人们的误解和曲解。当他把这种活泼的思想呈献给他曾经尊敬过的伏尔泰后，遭到的却是“菲尔奈教长”的奚落和嘲笑：“还没有人为了要把我们描绘成野兽而运用过这么多的智力；当别人阅读您的作品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在地上爬行的渴望。但是，不幸得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忘了这种走法，而现在再学，我感到已经不可能了。还是把这种快乐让给别人，让给比你我更适合的人吧。”
伏尔泰以他娴熟的嘲讽技艺幽了卢梭一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占有了真理。其实卢梭返回自然的本意并不是要人退回到穿着兽皮，拿着石斧的蛮荒时代。他在给波兰国王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回到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例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回到野蛮人状态，他们也不会更幸福些。”后来，当他能够用辩证的历史观去看待不平等现象之后，他虽在字面上仍然追怀太古时代的纯朴，但他已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所谓“自然状态”，不过是“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因此，卢梭所说的自然人、自然社会、自然状态并不是历史的真象，而只是一种假设；人们之所以需要这种假设，是因为有了它就可以用它和人类的现在状态相对照。好比是给现代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端详一番，自己本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现在已变成什么样子，将来又可能变成什么样子。
于是，返回自然在美学上的意义就表现为：当文明逐渐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时，人们怎样才能健全地弘扬自己的天性，发扬自己的美德，培养自己的精神，表达自己的感情，以使自己的生命之树蓬蓬勃勃，充满了精气和灵气，显示出非凡的活力。
在卢梭的小说中，他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尽管这种回答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那里面洋溢着的那种精神却是非常迷人的。这种精神就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卢梭精神。
二、感情大爆炸
《新爱洛绮丝》是卢梭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创作中唯一能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在这部著名的书信体小说中，卢梭写了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恋爱故事。之所以要用“新爱洛绮丝”这样一个标题，是因为卢梭笔下的这对情人与中古时期的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和他的好学生爱洛绮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
故事是在阿尔卑斯山麓美丽如画的乡间展开的。一位名叫圣·普乐的年青人，应聘去一个贵族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他聪明、英俊、但是贫穷，他的女学生朱丽漂亮又有钱还出身高贵。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纯洁的恋情。圣·普乐是个天生富于幻想的人。他非常敏感，可是却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争取到地位和幸福；朱丽恰好相反，她天生意志坚强、有毅力，又有实际才干。她了解圣·普乐的聪明好学，欣赏他的道德高尚。与周围人相比，她认为圣·普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优秀的，她也从来不怕别人的指责，她一任他们的感发展着。
可以说，这是卢梭笔下出现的两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他们有着自然的天性，自然的性格。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恋爱也是最自然的，他们看不出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恋爱发展到它的终点的时候，依据自然的法则，结婚，就该是最完美的归宿了。
在信中，他们谈到了结合的想法。“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这是朱丽写给圣·普乐的话，同样也是卢梭对爱情的理解。然而，当他们真的要结合到一起时，却遭到了朱丽父母的强烈反对。要说，原因倒是也非常简单，因为圣·普乐不是贵族，他只是一介平民。特别是朱丽的父亲，也甚至一想到自己的女儿要嫁给这样一个无地位、无身份、无金钱的人，就打心眼里感到耻辱。
就这样，“自然的道德”与“文明的道德”，也就是封建社会里虚伪的道德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卢梭本人就是平民出身，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都在告诉他，一个人的德行和他的生活地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特权阶层中的所谓贵族，表面上看去温文尔雅，但在这种美丽的装饰后面却掩藏着人类所有的丑恶。而圣·普乐，这个出现在卢梭笔下又明显地带着卢梭的影子的平民知识分子，品学兼优，才貌双全，按照卢梭的人权主义原则，他是完全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的。难道在一个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的社会里，出于自然感情的真正恋爱就真得那么见不得人吗？等待着他们的就必然是悲剧的结局吗？既然贵族的头衔那么金贵，那么贵族的头衔又有什么实在的价值呢？卢梭在小说的写作中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又通过人物之口最终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
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里，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是什么？
然而，尽管卢梭对贵族阶级切齿痛恨，尽管他希望笔下的恋人终成眷属，但他还是服从了生活的真实。在那样一个把高贵的血统视为自己的通行证的社会里，写出了一个美满、幸福的虚幻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在卢梭的笔下，朱丽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当她的父亲粗暴地强迫她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时，她虽然发出了“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性的父亲啊！”之类的控诉，但是最终她还是失去了反抗家庭的勇气，违心嫁给了服尔玛，圣·普乐只好离家出走。
六年过去了，朱丽做了母亲，她非常忠于她的家庭和孩子们。她曾向自己的丈夫坦白了她对圣·普乐的恋情，服尔玛表示信任和理解。但是，朱丽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并没有感到幸福，她始终觉得自己割舍不掉对圣·普乐的爱恋之情，然而她又总是克制着自己，每当情不自禁的时候，她都请求上帝帮助，但这丝毫不能解除她的不幸。
后来，服尔玛聘请了朱丽过去的教师来到了自己的庄园，一对恋人重逢了，可是，他们反而变得更加不幸了。他们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他们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天，他们远离了庄园，在湖上荡舟闲游。暴风雨来了，他们逃到了一处断崖上。回忆使他们想起了许多亲切的往事，朱丽也非常激动。然而，她并没有敢正视自己的感情，而是发了许多议论，拼命用理智的声音来掩盖自己的痛苦。她用难以置信的诡辩来安慰自己：“那个长期欺骗我，也许，到现在还欺骗你的东西就是以下的想法：幸福的夫妇生活必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
但是，实际的生活证明朱丽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她非常痛苦，却又害怕承认这种痛苦。她死亡的原因是非常偶然的：她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得了重伤风，病没治好就死了。死变成了她的生活道路的最合理的终结，死对于她又不啻是一种解脱。临终忏悔时，她说：“上帝保卫了我的名誉，也预告了我的不幸，未来的事谁又能担保呢！活下去，我也许就会有罪了！”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这样，构成小说基本冲突的，就是“自然的道德”与陷入偏见的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
卢梭不但以朱丽和圣·普乐的命运来印证了他的学说、他的思想，而且还把两个世界——“文明的巴黎”风俗习惯和野蛮人的生活习惯作了对比。圣·普乐后来去了巴黎后，把他所见到的高等阶层的生活印象告诉了朱丽：“我觉得一切自然的感情在这里都被破坏无余了。”他带着悲哀和讽刺的笔调写道。他揭露了伪善、说荒、淫乱、女人忘记了做母亲的责任，贵族沙龙中的利己主义。最后，圣·普乐在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和访问了一些未开化的岛屿之后，狂热地投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真正归宿。
毫无疑问，在《新爱洛绮丝》中，卢梭对他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作了一次最形象化的表述。圣·普乐与朱丽，一个出身平民一个出身贵族。由于地位的不同，从一开始他们的不平等就产生了。圣·普乐满心希望爱情可以使他们平等起来，但是，他的愿望终于还是落空了。因为爱情，与那个社会里的其它东西一样，是没法独立的，它只是文明社会中的一个齿轮和零件。在一切都扭曲了的社会里，真正爱情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适合于它生长的空间的。所以，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埋藏下了悲剧的种子，最后也只能是由他们自己来亲手掩埋这种爱情。他们只是一味抒情，不敢行动；一味挣扎，不敢反抗。终于，信奉自然道德的人还是成了社会道德的牺牲品。
他们是无辜的。有罪的是扼杀他们的爱情的社会。
这出悲剧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在中国读者的眼中，这无非是一个由于门不当户不对而引起的爱情悲剧故事，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当中，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这样，发生在异国十八世纪的这个故事似乎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它除了证明在法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也有真的消亡、善的破碎、美的毁灭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门第观念极深的宅院里，地位不平等的男女主人公也时常会传出爱情的佳话，吹响正义的号角。他们或是私订终身，或是私奔他乡，在黑暗中给人以亮色，在压抑中给人以舒畅。可是，在 《新爱络绮丝》中，有着和中国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相同背景与相同精神追求的圣·普乐、朱丽，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果敢和执着呢？如果他们行动起来的话，他们不是也有许多机会缓解他们的痛苦，也有许多理由阻止他们的悲剧发生吗？
实际上，这还是卢梭的思想在作怪。在卢梭看来，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而美德又是与他所说的自然状态相适应的。而且，在当时卢梭还写过一本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