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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容，痛哭流涕。
她们是昨晚起就呆在这儿的，还是看到我们进村后才逃到这儿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她们居然都抱着被子，难道被子对她们来说当真这么重要？
有人把枪口瞄准了她们，我猛然制止道：“她们都是些女人，并不想逃跑，不要杀她们！”女人和孩子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去射杀这些善良的人们。
六个年长的农民被带了过来。他们跪伏在地上请求饶命。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祈求，只听“呀”的一声，士兵的刺刀刺向其中一人。那人应声倒地。其他五人更是惊慌不已，一边本能地大叫：“大人！大人！”一边抱拳叩头不止。
被刺倒的人痛苦地挣扎，手指在地上到处乱抓，一会儿，又被刺了一刀，他被刺了两刀后就死去了。只听见“呀！呀”的喊叫声在空中回荡，顿时地上传来一阵呻吟声，过后，六个人全都被杀了，他们都是老人。
吐血声、愤怒的呻吟声和杀人时发出的喊叫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蟋曲的尸体和鲜血在朝阳中闪耀。他们不是残敌，而是些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通报残敌会来进攻，或是因为他们可能暗地里与敌军串通一气，再就是因为我们的战友被他们的同类杀伤了而无处发泄，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们是一群无辜而又善良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哀求饶命。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是无法举起刺刀的，但有的士兵却毫无顾忌地挥刀砍去。
是不是他们是勇敢的士兵，而我这样的人就是胆小鬼呢？
如果他们现在处的不是一个没有生命危险，而是一个面临死亡的时刻，也能像现在这么勇敢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称这种人为残忍的人吗？
残忍和勇敢是截然不同的。
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
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
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
难道他们是坚强的人，而我是怯懦者吗？
重机枪瞄准那些四处逃散的农民，“哒哒哒”地扫射着，很多农民被射倒了。我们杀的都是些年迈体弱而无法逃跑的农民。
不一会儿，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灿烂的朝阳照耀在挺拔的白桦林间。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树林里都升起了几缕炊烟。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起，这是在做早饭吧！狗停止了吠叫，枪声也停了，女人们的恸哭声没有了，死的呻吟和诅咒也消失了，早晨来到了。
血染的大地上只有约三寸高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垠。这么一大片麦田，以后将会由谁来耕种呢？
原来第二小队担任潞王坟站的警备力量后，首先就设立了治安维持会。潞王坟站本来有一个邮局局长的，小队一到车站，他就吓得逃命去了，过了几天后才找到局长，并把他召了回来，同时召集各村庄的村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由局长担任会长。
邮局局长把他的家人全部带了回来，回到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开始担任起维持会长的职务来，村长们几乎每天都要送来鸡蛋、鸡、蔬菜等东西。
就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下，敌军的间谍身着便衣，混在农民中进进出出，把我们的兵力、武器和警备状况摸得一清二楚。
有一大，邮局局长出门之后就没回来，几乎每天都来的村长们也不见了踪影。局长过了一天也没回来。他的妻子和老母亲也走了，只剩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儿子。
警备队员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变故。
敌人在调查过袭击目标与兵力状况之后，伺机待发。在局长突然失踪后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左右，从山的那边传来了类似唢呐的喇叭声。
敌人夜袭了！警备队员们马上一跃而起，在院子里集合。
一颗手榴弹越过屋顶落在他们集合的地方。手榴弹就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了，导致数名士兵死伤。警备队员们爬上屋顶，拿起机关枪扫射。
但这场交锋以警备队的失败告终。敌人出其不意地前来袭击，恣意破坏一番后，闪电般迅速撤退了。敌方没有受伤，而我方有人负伤了。
荒井第二小队就是这样受到敌人的袭击，导致有人受伤，有人死亡。
三月十七日。
从彰德传来了消息：“我军以三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为主力，对一万五千名兵力的敌军展开进攻。敌军可能会从铁路方面逃跑，因此要加强警戒。”
鉴于现在的驻扎地不利于警备，我们从局长家搬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宿舍里。
我被指派为侦察员，去附近的村庄侦察情况。当我来到昨天遭残杀的村庄时，只见有五个年过花甲的老爷子和五个老太太，以及一个孩子，蜷缩在阳光下，似乎被悲伤击垮了。
年轻人被征入伍，壮年汉子被残杀，只剩下这些人了。他们遭受的打击，使他们再也不信神灵和宗教，他们呆滞的目光里没有一丝生气。
因为要建防卫工程，我们决定把五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带回部队。当我们带走他们时，那些老婆婆只是满脸哀伤地与老头们告别，不哭不闹，并没有苦苦哀求我们高抬贵手，她们的眼中倾泻出的是悲伤绝望，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她们无法抗拒的。
我们全力以赴赶建工程，布上铁丝网，挖战壕，掀翻那些没用的房子。从四处找来的苦力一共有十六个，他们白天干活，修防卫工程，晚上双手便被绑在背后，关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天一亮，绑在他们手上的绳子就被解开，而代之以十字镐和铁锹。
这群无辜而可怜的农民，他们长期以来饱受军阀的压榨，过着艰难的日子。麦子收成又不好，农民们就这样代代过着贫困、可悲的日子。而今他们又要为战争带来的横祸而痛哭。
这些背运的人啊，他们该想什么，又该恨什么，该诅咒什么呢？
更何况他们每天一完工就要被关在地下室里。
三月十八日。
又传来新情报：“三万五千名学生军计划横渡黄河，进攻新乡。”
我们都变得神经过敏起来。
“在前方的山顶上，有两三个像是哨兵的人在走动。”傍晚时分，我军的哨兵报告道。
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我们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应战。这时哨兵又来报告：“在东面的村子里，有十几个人像是在挖战壕。”
我们一起出门察看。的确有十几个人在挖坑，是敌人吗？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们是在为前一阵被我们杀的人挖坟墓吧！”这倒有可能。那就是前一阵遭残杀的村庄。但小队长还是命令道：“打一发掷弹筒看看！”
“距离六百五十。”
“预备……”
“嗵！”掷弹射了过去，“轰卤一声炸开了花，挖坑的十几个人顿时四处逃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就像放鞭炮惊吓路人的孩子一般，高高兴兴地笑着走回室内。
就在我们吃晚饭时，哨兵又跑来报告：“刚刚挖坑的村庄里升起了火，可能是敌人进攻的信号。”
情报不断传来。
小队长召来各分队长，要大家做好应战准备，而且命令今晚要穿着军装睡觉。
“这些混蛋果真要来了！”我们心头丝毫不敢有半点松懈，躺下等待，但那个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宿舍里有两个少年。一个是昨天征用来的，另一个就是邮局局长家那个年幼些的儿子，我们昵称他们为太郎。
次郎。局长的儿子是太郎。
太郎就像受伤的麻雀一般，满脸哀伤与忧郁，毫无生气。
他本该和他哥哥一起被杀的。但念及他年龄幼小，就没杀他。
我们认为邮局局长在与敌人内外勾结，这个代价便是他儿子的惨死。
太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哥哥被杀的。自从看到亲骨肉在自己眼前血浆迸飞、悲惨死去之后，他就失去了生气，被悲伤击垮了。
我们很想让这个可怜的少年恢复生气，就尽量待他和蔼一些。我们让这两个少年在我们床铺底下铺上草席睡觉，然后就等待着敌人的进攻。
没多久，天亮了，太阳像平时一样升上地面。
三月十九日。
苦力们被从地下室带出来，吃了些残羹剩饭就又开始干活。鉴于目前的军情，我们得加快施工速度。为了视野开阔，不受任何阻挡，我们把局长家的房子也推倒了，还越过铁路装上了铁丝网。
即便是一两个支那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都会绷紧神经。
我们在作业时，有四个支那人从山顶上跑过。直觉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可疑。当即就有两三名士兵追在他们后面射击，但没命中。士兵向他们跑的方向追去。黄昏时分，他们抓了一头牛和二十只鸡回来了，口中叫道：“抓到匪贼了！”
“匪贼”中的“头目”要留到几天之后，而“马前卒”第二大就被我们用来果腹了。
傍晚，装甲列车停在我们的守卫处，中队长从上面走下来。中队长说：“后面的小山上也要设步哨！”
小队长反驳道：“不行，在那儿设步哨很危险。”
后面的小山离我们宿舍有段路，到那儿去必须越过铁丝网、巨马（日军的军队用语，特指用木材搭起来防止敌人侵袭的篱笆。）和拆掉房子后高高垒起来的砖头堆。晚上光线暗，只能看到一丈多的距离，要是敌人悄悄来袭，扔一个手榴弹，哨兵马上就会送命，根本谈不上报告敌情了。我们都认为在那儿设步哨是很不明智的。
最后在宿舍后面的入口处又设了一个哨。
明明有小队长，中队长干吗跑来检查警备状况，下达指令呢？小队长小声嘟囔道：“看来还是信不过我呀！”似乎颇有感慨。
这个车站上有四名满铁的铁路人员，他们分别是自称九州男子汉的酒鬼站长，爱讲下流话的副站长，两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的工作人员。
晚上，中队长和小队长、站长、副站长一起喝起了酒。不一会儿，一瓶就见底了，第二瓶也空了。第三瓶只剩下一点儿的时候，站长和副站长都醉了。站长开始评论起荒井第二小队的警备状况，言语之间有一股不屑之意。
我听了很气愤，走出房间对正在站岗的泷口上等兵说：“他们只是车站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力对军队的事、军人的事说三道四？他评论受伤的荒井少尉时，也太出言不逊了。”正当我怒气冲冲他说这话的当儿，中队长可能觉得我突然走出室外有些奇怪，就悄悄跟了出来。他对我讲了几句话，语气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叱责。
回到室内后，中队长装出一副醉意，应和着那些车站人员聊了起来。一会儿，中队长对我说道：“东君，你可真会装呆啊！”
“什么？装呆！凭什么说我在装呆！”我心里暗暗生气。
这些毫不体谅他人的工作人员一直扯着嗓子喧哗，妨碍了我们的睡眠，我心里越想越气愤，就说道：“我们是保护你们的，必须在允许的时间内保证睡眠。你们也该安静一点了！”
他们只答了一声：“对不起！”又唾沫四散，高谈阔论起来，毫无住嘴之意。
最后，副站长拿出几本黄色书刊递给我们，说是有关作战的书。
简直是混蛋。都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还兴致勃勃地看这种书？我打心底看不起他，把书扔了出去。
回到休息室后，我翻出几天前收到的表弟英六君寄给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谁知一行也看不进。放下书去睡吧，却怎么也睡不着。
三月二十三日。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命。
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