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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
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
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
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
。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唐生智字孟潇，是老资格的湘军将领，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
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
这个人称“老滑头”的军阀很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
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向共产党表示友好，甚至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陈赓同唐生智之间也有一段间接的渊源。他在担任黄埔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
的时候，连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个
典型的豪门子弟，纨绔习气十足，但为人很讲义气。他在六连的时期，陈赓对他很
照顾，两人的私交不错。
因为有这样一层渊源，陈赓顺利地担任了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全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在一千人
以上。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精良，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个
连还有二十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部队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官兵中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
陈赓率领的这样一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警卫营。所以，陈赓可以
说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卫部队的首长。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开始从事中国共产
党最高机关的保卫工作了。
在指挥特务营的同时，陈赓还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个纠察队也是一支颇
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它在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但实际
上由陈赓负具体责任。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两支力量，就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赓受命
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凭着他的机警、干练和责任心，整个保卫工作作得十分周密
，保证了“五大”的倾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五大”以后，局势迅速恶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武汉国
民政府内部先后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
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并对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
行“反共”会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霎
时间，武汉三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给唐生明，只身离开。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
李品仙下令缴械。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在倾刻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陈赓离开特务营以后，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
恩来的安全。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
导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八一起义”。
在南昌，陈赓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起义胜利后，部队按计划向广东
进军，陈赓被调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南进途中，部队在江
西会昌附近遭到钱大钧部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肌腱和小
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他的坚持下，部队没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
直到了广东的汕头。在汕头，陈赓终于同部队失散了，历尽千辛万苦，他和警卫员
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陈赓偶遇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两人结伴
到了上海，此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到
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
，所以陈赓很快就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就这样，陈赓住进了牛惠霖医院。
陈赓住进医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伤腿是在作案时
摔坏的，很不乐意为他治疗。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消除医生的疑虑。陈赓觉得一
味编造不是办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且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
真情向牛医生合盘托出。这样一来，牛医生对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十分友好。因为他
同情共产党人，又知道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
的伤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便决心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
陈康的腿途中虽经接骨，但是被接歪了。两个月来辗转流亡，艰难奔波，伤势
已经恶化。按照通常的情况，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陈赓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使出了自己的看家
本领，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多处负伤的腿，使他得以日后重返沙场。为此，陈赓对
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后，每提起此事，对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
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亲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
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腿。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
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
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
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腿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
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
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
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
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
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
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
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
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
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
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
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
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 五 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
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
，“党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扮的角色
，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
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
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国后
，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
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他后来
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
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
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一九二八年初。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
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
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
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
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
、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
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
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
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
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
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
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
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
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
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
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
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