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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带给社会的影响。张答应给记者看的这份“妥协”材料记者最终未能拿到。这个“妥协”，也许做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电影艺术爱好者的秘密，被他自己封存起来了。
张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承认心里有些后怕。他在后来得知，电影节开始的第一天，就已有“上面”的人坐在观众席上和大多数观众一样“看”电影。这些人每天都活动在电影节现场，监察这里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幸亏关于电影节的消息直到开幕的前二天才对外公布，时间的紧促不仅对于媒体和观众也包括“上面”，等“上面”反应过来，电影节已在大学生和同性恋者的掌声中开幕了。这样，在“上面”摸清电影节真相的过程中，时间已过去三天了。正好，至18日，中国本土同性恋影片全部放完。“也算是个不幸中的万幸吧。”张说。
19日，“上面”勒令张停止电影节一切活动，北大和清华的影展全部取消，只有校园外的“盒子”咖啡屋仍在放映国外同志电影。“首届中国同性恋节”的夭折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同性恋让张江楠，这个异性恋者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1）
一个同性恋者的治“病”经历
29岁的冯建军坐在一张灰旧的沙发上，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搜索电视频道，这是他不多的娱乐项目之一。屏幕上的喧哗让他感到头昏，于是，他调换到另一个频道。仍然觉得无趣，冯索性关掉电视，将遥控器往桌子上一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相邻那栋住宅楼西沉的影子正一寸寸靠近自已。每天，冯就站在这个窗前的阴影里感受着光阴的流动。
一个同性恋者最初受到的“教育”
与现在显得有些木纳的冯相比，十年前的冯是个聪明伶俐、朝气蓬勃的男孩子。那时的他，与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这个出身于军人家庭的男孩在周围人眼里前途远大。然而，这一切有如美丽的幻影被同性恋无情地击碎。
“我很小的时候，甚至从有性意识时就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上初中时，一次全校师生开会，校长讲话时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我更加恐惧自己真是同性恋。”一种羞耻感始终折磨着冯，他的学业几乎荒废。“当时我们英语老师对我特别好，经常给我辅导补课，但我没心思学。”由于成绩低下，初中毕业的冯只能进入当地一所职业高中学习。冯在暗自而执著地寻找摆脱这种羞耻的办法。一次天很晚了，冯闯进书店，找到一本解释同性恋成因的书。这本在官方新华书店出售的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严重的性倒错，是需要医治的病。这种理论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指导”意义可想而知，冯对自己的“病”惶恐不安。“我很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提及‘同性恋’这个词。”与众不同的性指向在冯年幼时已开始对他产生负面作用，他的性格变得内向而自卑。
19岁那年，冯职高毕业到一家单位实习，一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同事走进他的生活，情窦初开的少年对这份来自同性的爱恋不知所措。“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又无法面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是在挣扎的状态，害怕极了。一天下午，我在家里没去上班，我很犹豫，不知道是从楼上跳上去结束生命呢，还是跟父母讲。”同性恋第一次让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但对生命的留恋使冯打消了自杀念头，他决定跟父母讲出心中的苦恼。“我关紧门，脸羞得通红，很严肃地跟父母说我喜欢男孩子。”冯将自己的秘密吐了出来，父母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们没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以前只是在开玩笑时听说两个男人如何如何，但人家照样娶老婆生孩子，看不出什么不正常。”冯的父亲回忆着十年前的那番谈话说。这个军人脑海里当时的辞汇中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他以为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只是心理出了点问题。谁也不知道这次谈话将给这个家庭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变化。
治“病”之路
那时，冯的生活完全被自己的“病”打乱，无心工作的他一心想着如何将自己的“病”早日治好。在能找到的医学书籍中，冯知道了一种被称之为“厌恶疗法”的“治疗”同性恋的手段，这个“厌恶疗法”告诉冯，当他对同性产生性幻想时要吃一种药或电击，通过这种痛楚让他对同性产生厌恶之意。冯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灵丹妙药，只要能治好自己的“病”，再大的痛苦也愿意忍受。在父亲的陪同下，冯先找到该市一个有名的心理医生求治，冯甚至主动要求医生给他按照书上讲的“厌恶疗法”治疗。但这位心理医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吃安定片、女护士每天给冯读一章琼瑶的爱情小说。“我很讨厌那个女护士，我说我回去自己读吧。”这位心理医生给冯开出的“特殊药方”在冯的身上失效，不到一个星期，冯失望地回家。
随后，冯又打听到了天津的陈姓心理医生。简要地问了冯的情况，陈承诺这种“病”他“包治好”，并让冯住进他的医院。“吃完他的药以后，恶心，脸上长满了痘子，走路都晕晕乎乎摇摇晃晃的。我的精神几乎失控，完全不由我自己了。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正常的药物作用。”这段治“病”经历冯十年后想起来仍感后怕。“每天给他吃六、七种药丸，全是治疗精神病的。”冯父说。冯被当做精神病人与其他相似病人关在一起，父子俩相信这位“闻名全国”的医生能治好冯的“病”，对院方的安排不持异议。
一场意外事件令冯对陈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和反感。“有一次，院方将所有病人集中在一起，让每个人讲自己的病。我很害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怎么敢说我是同性恋呢？但我被告之，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我的。”冯被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治疗方法”感到害怕，躲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冯被叫了出来。“我一进屋，其他人都全退出去，还有人鼓励地拍我的肩，让我大胆地讲。”冯被安排坐在陈的面前，一问一答地讲着自己同性恋的经历。等冯发现他的回答全被录音了时，他意识到他的隐私可能被人利用。冯央求陈将录音抹掉，但被拒绝，冯的坚持招来了更惨痛的后果。“他们说我犯病了，进来四个壮汉把我摁在凳子上给我打针，我哀求他们别打针。我只是让他们把我的录音抹掉，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是同性恋。”然而，没有人愿意停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病人”的暴行。一连给冯注射了四针不明药剂，冯的意识浑沌起来。“我觉得我好委屈，我的隐私被他们剥夺了。我只是想尽力地保护自己而已。”泪水挂满冯的脸庞。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2）
在天津治疗二个月后，冯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记忆力也大为减退，有时候一句话说了前半忘了后半，他决定停止这种治疗。“感觉跟没去治疗之前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萎顿，以前的鲜活劲全没了。”冯父被院方叫去看到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心疼地流下眼泪。“如果变成不死不活的人，我宁愿不治了。”冯试图改变同性恋的愿望再次受挫。
从天津回来后，全家仍不甘心，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冯和父亲辗转到北京、南京、重庆等全国各地，不放过任何可能找到的求治机会。只要能让冯回归到“正常人”当中来，所有的劳苦奔波对压在他们头顶上的同性恋这块巨石来说都不重要。为了断掉“病”根，冯甚至想到了自残。一次，他在别人的聊天中偶然听到“性冷淡”这个词，心中忽然一动：“就是性冷淡也比让人说我是同性恋要好听点呀。”于是他又到当地医院要求医生给他打那种让人变成性冷淡的注射液。一针下来，冯感到口干舌燥，全身火烧火燎的难受，他强忍着苦痛，回家便一病不起，高烧不止。但冯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一针变成性冷淡。
在西医治疗无效后，冯和父亲转向中医问诊，一些包括拜菩萨求签的“民间秘方”也被他们搜罗过来，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那几年到处治‘病’，我的身心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但对同性的喜爱没有一丝转变，反而越孤独对同性爱的渴望越强烈。”冯将这几年治“病”的经历认真做了笔记，积攒了厚厚的几本，对治疗彻底失望之后，他将记录他人生磨难的文字全部烧掉。一段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痛苦的折磨中随之烟消云散。
找回自己
就在治疗期间，冯的父亲结识了山东一个研究同性恋的专家。在写给这位专家的长信中，冯父将儿子的“病情”和这几年治疗的情况告诉他，并向他求援。这位专家将冯的情况转告了远在美国的一位心理医生。很快，冯家接到这到这位医生的来信。来信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形象地比喻为人的左右手，只是左撇子少而已，同样，同性恋尽管是少数人群，但它却是存在的。信中开导冯和他的父亲说，同性恋不是病，因为受到社会的偏见和误解才导致了自以为是“病”的消极后果。这封信建议冯可有选择性地结交同性恋朋友，调整
自己的心态。
显然，就像陷入泥潭里的迷路者，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给冯和他的全家人带来一丝安慰和新的希望，作为一件珍贵礼物，冯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
这个时候，已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找到有关同性恋的资讯。冯的案头摆放着《同性爱》、《他们的世界》等199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的同性恋研究专著。这些科学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增加了冯对同性恋的认知和认同感，并帮助他树立起正确的生活态度。
2001年，冯有了电脑，并联上因特网，在这个自由宽松的网络世界里，冯发现了他原本不知的同性恋世界。当遇到精彩的文章，他还从电脑里打印出来拿给他的父母看。
2003年2月18日凤凰卫视播出了一个同性恋的谈话节目，冯陪着父母坐在电视机前从头至尾看完，现实中同性恋者坦然而勇敢的亮相，激活了冯对生活的信心。“如果不是因为我儿子，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理解和接受。同性恋是正常的。”十年的坎坷遭遇终于使冯父明白了一个看起来简单却被这个社会误导了一辈子的概念，而此番的顿悟，却让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失去的前程
数年的求治经历，不仅给冯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伤害，也使他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职高毕业的冯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明显落后于他的同龄人。“三年前，我去一家单位应聘，公司方面对我委以重任，让我当经理助理，但是我上了几天班后，感觉到我的能力非常有限，根本胜任不了这个工作，我就主动辞职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冯多次求职均碰壁而归。“有好几次我们银行内部招工，想让他去干，他就是干不了。”冯父对已近而立之年的儿子的前程忧心忡忡，而为了养活全家，已近七旬的老人不得不返聘回单位继续工作。
“我也很想走出去，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望着为自己操劳的双亲，冯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观。在数次找工作失败后，冯索性躲在家里再不出门，他和外面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上前几年治疗留下的后遗症所带来的痛苦，冯的性格越来越孤僻，脾气更加狂燥，经常莫名其妙地对父母发火。两位老人有再大委屈，也只能泪往肚里流，他们知道，对于冯来说，这个家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个保护所了。
采访手记：
记者2003年2月27日赶到冯所在的城市时，冯和他的全家都在等候我这位特殊的客人。自从冯开始治“病”的十年来，除了医生，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巨大秘密。“我有时候半夜爬起来推醒他爸爸，跟他说我不想活了，让他照顾好这个家。”说到痛处，冯的母亲泣不成声。这些年儿子遭受的种种磨难使冯父母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头发花白的两位老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感觉到，对同性恋的无知不仅使冯失去了和同龄人一样的美好人生，也给这个家庭带来无法弥合的伤痛。
现在，冯的父母还在以自己的孱弱之躯为儿子的前途操心。“他的苦闷和消极，主要来自于精神上的孤独，只要他有了感情的归宿，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老人明白，最终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