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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55、55、59、50、51、39、12、11、20、93、22、24、8、47—48、108、131页。
＇27＇《夏承焘集》第八册，175、179页。
＇77＇《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8、254页。
＇78＇《夏承焘集》第四册，53页。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报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参与创办了学生刊物《双十》（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参与创办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戏剧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解放后，担负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工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等多种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夏衍去世已10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刘少奇临别时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认为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周恩来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学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当然也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所必需采取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和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 “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同志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是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莱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4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他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4＇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即使文采风流的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适应。他回忆说：“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顺应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