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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 ，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两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76＇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89＇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了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包天笑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现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奸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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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巨子：陈光甫
陈光甫（1881—1976）是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住在香港。
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莫德惠）、胡政之。＇1＇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2＇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