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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问题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找不到合理解释的基点。既然不好说，那就少说或不说也罢！统治者需要大批官吏为他牧民，知识分子需要当官以谋求个人出路，双方可说是一种需求关系上的结合，虽然都各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但涉及纲常一类的教条是不大提起了，因为几乎没有一位统治者好意思在节操问题上对自己的臣下提出要求，而臣工们也不会迂腐到以节操自勉。对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共识的，从未互相指责。五代大官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冯道，五朝拜相，事主八姓，在中国历史上是创纪录的。他死后，与他一殿为臣的范质（后来还当了北宋的宰相）称赞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如此之高的褒扬，反映了同时代人在节操问题上的相同观点。到了一百年后，欧阳修的评价可就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标准了。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的指责更严厉：“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
对冯道的这种各执一端的结论，并不是缘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了价值观标准的转移，它是一种由政治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的表现。客观地说，欧阳修、司马光所代表的北宋人的观点，未免过于苛刻，设身处地地为冯道时代的人想得不够。冯道所事的“五朝”（唐、晋、契丹、汉、周）总起来不过三十多年，要冯道从一而终，则意味着他在政治舞台上混不上十年就得“尽忠死节”，这是不是残忍点儿？也不现实。至于“灭迹山林”云云，就算是抛弃了经世致用的圣贤教诲，还有一个谁管饭的问题。“优游下僚”则更难想像，一则“下僚”未必就有理由不忠君，二则“下僚”清苦却又眼巴巴地看着上司颐指气使、纸醉金迷，能“优游”得了么？
北宋的知识分子调子那么高，实在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经过宋初的恢复，大约在真宗赵恒时期，中、小地主阶层已经崛起并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而宋朝的统治者，从赵匡胤开始，一直对科举制度的建设十分关心。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远道士子们能够顺利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对西川、山南和荆湖（当时江南和两广等地尚来统一）的赶考举人，“往来给券”。券，当属一种证明文件，实际上就是凭证由各地驿馆（国营招待所）免费接待。北宋王朝对知识分子的宽厚政策当然不止于此，但这一条确实对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观念当然不胫而走，并深深打上主流意识的烙印。
北宋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至少有这样三个后果：
一、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进取观念和创造意识，因而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钱钟书先生称北宋为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颠峰阶段；
二、大大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奴化意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自我定位为皇权的工具和奴仆，把为皇权效忠服务视为生命的惟一宗旨和至高追求。
三、作为皇权的奴仆，不自觉地降低了自我的人格定位，独立的人格精神远不及于战国、秦、汉。甚至实际上还不如乱世的南北朝和五代（乱世的知识分子不少对皇权是抱着鄙视和抵制态度的，就连冯道那样圆滑世故的人也敢于当面调侃顶撞柴荣。）
既然是奴仆，就难免为争宠怙权而彼此倾轧，奴才愈集中的地方，矛盾一定愈激烈，于是，贯穿北宋一朝特别是从真宗时开始，政争、党争不断，往往闹得不可开交，这种状况却更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驾驭。章献刘太后执政时处理丁渭、寇准两个集团的成功范例，神宗和哲宗对待党人态度上的反复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
宋王朝尽管在国防和外交上是最软弱的，但它却是封建帝国政治制度趋于完善的朝代。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上，或者反过来说，知识分子在为皇权效命的自觉性上，达到了超越古人的程度。而且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没有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过。影响后世极深远的理学也只有在宋朝这种历史背景下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宽松而优裕的宋代知识分子未必是幸运的，而他们为后代留下的文化影响也未必是值得推崇的。
北宋覆亡以后，虽然又经历了百余年南宋与金对峙的格局，但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却并未产生大的转化，也许这是由于两个相对稳定的王朝共存，双方都很主动地继承北宋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金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弘扬儒学的热情丝毫不低于汉人，以至于蒙古人就曾认为金国败亡的原因就在于太宠信儒士而冷落了武将。这话未必准确，但金亡时尽节的大臣、将军、村夫、民妇甚多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从金、宋先后亡于蒙古，直到民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状态（南明政权似乎可忽略不计）。不过在这个近七百年的时段里，除去明朝的二百七十年，汉人一直生活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虽然也有过激烈的反抗，但由于异族统治者几乎是全面地承传了汉族政权的政治形态和文化观念，“夷夏之辨”很快就让位于“君君臣臣”的原则，知识分子及其影响下的大众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在新王朝统治下做忠实臣民的命运，即使有时不免有“二等百姓”的屈辱感，但总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心理补偿，从而维持着情绪的平衡。
其实，蒙古人统治下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们虽然一方面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实行法定的民族歧视政策。“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诚然不错，但蒙古的帝王们的素质和治绩，能称得上“有德”么？当知识分子还在这个问题上依违两可之际，下层群众却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元末群雄并起的年代，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动乱的热情和勇气已经远不如秦末、汉末和唐末了，虽然他们作为异族的臣虏本来是更有理由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分子的畏葸心态反映了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结果，在权力面前甘当奴仆已被视为天经地义。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所以，做忠臣孝子成为人生的第一信条。儒家的所谓“礼”就是这个脱胎于宗法制的权力体系的全部规范和秩序的概括，而“礼教”的极致就是为人臣、子者独立人格的完全丧失（元、明之际大约正是到达极致的阶段）。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权力崇拜。因为，权力本身不受任何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它的崇高不必预设任何限制性的前提。遇上了一个暴君、昏君，臣子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不过是抬口棺材到午门，然后冒死进谏。当然，这也算一种勇气，但敢于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几个。孟夫子倒是还说过“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其君也”，还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历代的皇帝谁会真正听得进去？到朱元璋开国以后，索性亲自动手，把这些不合口味的内容从教材中统行删去，还为此作了振振有辞的解释，说是不要让荒谬的思想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明朝恢复了汉族人对国家的统治，照理说，知识分子的命运会有所改善。可是事实上，明朝是一个知识分子风气最坏的朝代，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都堪称空前绝后。造成这种状况，固然和皇帝的素质有关（可说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更为主要，他们除了被理学和八股文驯化为奴才和官迷以外，而且在时代所特有的不良社会风气浸染下（好几种坏风气如狎妓、蓄童等就是知识群体所倡导的），有些人甚至成为典型的社会败类，为人不齿。这些从明朝的历史和明代的文艺作品中都能得到证明。因为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不把他们当人看。民间士人不说，就是当朝大员，在朝堂被打屁股也是常事，而且甚至还集体被打。金殿上，数以百计的大员们把或肥或瘦的屁股一字排开，廷尉们的板子挥下去，血肉交迸中只听见一片喊娘叫爷之声。从来没有哪个朝代，位列公卿的孔孟之徒会集体蒙羞受辱到这种程度。越没有尊严，就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文武官员争着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屈膝称臣的丑事。其实，明朝知识分子早就对朝廷失去了利害与共的责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为。不捞白不捞，权力过期作废。政权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统治者，是普遍心态。无怪乎后来多尔衮、多铎兄弟只靠几万精骑便可以驰骋天下，底定中国，也无怪乎顺治初年，一开科举，天下士子便纷纷骛至，向新皇效忠。
平心而论，来自满洲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表现了相当的尊重，这点从对皇室子弟的严格教育上就可以证明。由明入清，谈不上社会转型，但从统治者到广大知识分子，整体素质却有着明显的改善。有学者称有清一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时期，庶几有理。这当然不仅仅是清代皇帝的政策变化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方面说，物极必反，奴才做到了极点，也许正是自我人格意识觉醒的开始。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政治态度很能证明这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满族人的南侵当然是持抵制态度的，但他们后来却能在达成一种默契的前提下与朝廷相安无事，自己虽然不应征辟，但也并不反对门人出仕。这大约和他们潜意识里的某种政治感受有关：满清统治者看来比亡明的末路皇帝还多几分人君的气象。他们感到，这似乎是一种天数，于是放弃了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努力。而出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也决不愿意去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道路。当然．就活着的状态而言，他们要多忍受些精神和物质上的困苦，但死后，却得享大师的尊荣而不至像钱谦益们之受后人鄙弃。乾隆命史官设置《贰臣传》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贰臣”们对大清开国有过多大的贡献，但把他们打入“贰臣”另册，就意味着自己君父地位的不容置疑，汉族知识分子从此如果还有人敢对满人的统治怀不臣之心，那就是违背了圣人“君为臣纲”的诫训。后来的能臣良吏，自然都是谨守君臣之道的“君子”。当曾国藩在朝廷存亡难卜而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时，胡林翼写信问他：“东南半壁，吾师其有意乎？”他却能硬生生地拒绝了这种诱惑，实在也就是“君君臣臣”的这道坎儿迈不过去。
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中叶洋人的坚船利炮带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就停留在这种状态中了——比明朝人多一点尊严，但依然是传统儒家理念所要求的君权的奴仆。但是，二十世纪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独具色彩的时代，进步最大、变化最快、苦难最多。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迅猛转型的要求已如山洪般不可遏止，两千年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结构，两千年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着挑战。积压越久，蓄势越强，中国社会的转型理应表现出一种特殊强劲的势头和冲击力。然而一开始，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完全没有衔接起来，以至于都未能取得彰显的成效，结果只是为下半叶的转型从反面做了一些铺垫而已。如果参照一下西方的历史，不难看出，问题在于三者秩序的颠倒。在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酝酿了两、三百年之久，才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政治转型的到来。然后，政治转型的成功再带动文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完成转型的任务。而在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