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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未定稿》发表了张宣三的《试论唯意志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文章指出，唯意志论者认为，只要抓精神，抓政治，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可以把生产力促上去。在我国农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却要求生产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改变，直到有的地方一个县几十万组成一个大公社，统一核算，吃“大锅饭”，搞“穷过渡”，严重地破坏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损失。当时又提出所谓“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纲举目张”，认为只要粮钢两个“纲”元帅一升帐，其他问题（目）就自然而然地顺利解决。于是用行政命令和大兵团作战的军事办法，要上亿农民到处安营扎寨，用土炉子、砖瓦窑、旧碉堡炼铁炼钢。为了要钢铁，就到处砸铁锅、拆门板、毁农具；为了“以粮为纲”，就全面破坏林业和果树，破坏牧场，禁止一切副业生产。文章还指出：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而我国却基本上停滞不前，唯意志论是造成这种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五
《未定稿》1980年7月发表了李凌的《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试论百家争鸣和民主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文章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某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局部）的情况，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坐井观天”，不过井口大小和角度不同罢了。要取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获得。
《未定稿》于1981年7月发表了黎英的《全面、比较、反复——实事求是取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方法——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一点体会》。陈云的这本书，包括他从1956年到1962年的重要文稿共二十三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当时，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能按照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我们国家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损失，少走许多弯路。例如，1957年我国钢产量只有五百四十万吨，而1959年，毛泽东等就要求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吨。陈云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发言指出，钢的年产量只能是一千三百万吨，而且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错了，不但指标没有达到，而且土法炼出来的不是钢，只是无用的废渣。陈云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从工业内部各个环节，如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铁和轧钢设备以至运输能力、电力等方面算了细账而后得出来的结论。但当时陈云却被批为“老右”、“促退派”。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不是说可以不执行上级的批示，不读马列著作，而是说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鼓励大家说真话，要全面、比较、反复。他说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挨骂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纠正……宝成铁路修通了，当时只听到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关于比较，他说：“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通过比较，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
十六
毛泽东193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在此后的二三十年，这种观点已成为金科玉律。翦伯赞在1951年2月还写文章为上述观点作注释。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如刘邦“除秦苛法”，主张“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李世民以隋亡为戒，“故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等等。他们在战后还采取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奖励农耕等。漆侠还进一步发挥，把这些政策称为“让步政策”（见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第207页）。
但1965年开始，对“让步政策论”展开了大围剿，说这种“让步政策论”是“为地主辩护的歪理”。“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让步政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为此，大批历史学家被残酷迫害，翦伯赞被迫害至死，这是一桩残酷的文字狱。《未定稿》1979年3月发表了历史学家戎笙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文章全面地论述了这次论争的经过，同时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说，并不是一切农民战争都起到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如“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黄巾起义，如坚持斗争十多年的黄巢起义”，“清代中叶爆发的纵横五省、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但除个别地区经济略有恢复外，整个说来，社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再者，地主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出于增加自己收入的考虑，也可能自行调整生产关系，如榨取劳役不如收取实物有利，收实物地租不如收货币地租有利，收定额租不如收分成租有利，等等。这些改变，在客观上也会促进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另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所谓“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句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地方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未定稿》于1979年7月和同年12月先后发表了王小强写的两篇关于研究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文章，即《试论农民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第一篇文章根据大量事实指出，由于旧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压迫，富有反抗精神，因而能够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农民千百年来处于自然经济中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他们希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只是改朝换代，拥戴、推举一个“好皇帝”，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实现“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引自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根据中共八大召开前即1956年9月的统计，中共有84％的成分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成份占了69。1％。这些党员，有一部分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党的教育，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但也不容否认，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或多或少地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江山易主”、“打天下、坐天下”，以解放人民的“恩人”自居，用封建社会家长专制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和单位。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时代，更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推翻“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把政治制度民主化，创造条件使人民得到民主生活的训练，还是今后长远的任务。
王小强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新华社1948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列宁也多次著文，指出这种理论是反动的。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农业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王小强在引证上述权威论述之后，历数这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内的思想家，都以为“把财产弄到平均，就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805页）。中国农民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具有强烈的反抗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具有农业社会主义即平均主义思想，以为“共产”就是要“共”地主老财的“产”。毛泽东在1953年曾宣布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中说到要经过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但后来的实践快得出奇，1953年全国农户入社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但在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到了1956年底，入社农户就占总数的96。3％。原来“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是依据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情况，即占农民总数91。2％的贫农、中农平均每户只占有1/2～1头牲畜、1／3～2／3张犁的落后水平而制定的。王国藩三条驴腿的农业社也能增产的事实，只是说明了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简单小型协作的必要性，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是需要高度的机械化为基础的。毛泽东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有人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的结果。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尚且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更何况农民？列宁曾一再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7页）。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犯了“左”倾的错误，这与其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所使然，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或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强迫命令农民群众的结果。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者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发展，贫穷与否是无所谓的，只要财富平均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越大，当然就越平均，因而就越是社会主义。在合作化高潮之后，又迅速公社化，有的地方一个县若干万人合为一个公社，不但统一核算，而且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等都转为公有；为了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家庭用的桌椅板凳、刀锅碗筷也被“共”了产……“四人帮”的核心人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说按劳分配原则是“钱能通神”、“钞票挂帅”，是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法权，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云云（此文1975年又重新发表）。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3月就曾经指出：“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远了一点”，“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引起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但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却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信而惹怒了毛泽东，结果他把反“左”转为反右，造成更大的灾难。
农业社会主义者渴望的是恢复小农经济，即希望用取消私有制、实行平均供给和文化专制等一系列极端措施，一劳永逸地在生产、分配、消费方面，根除两极分化。一句话，就是恢复小生产，而小生产正是官僚主义、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而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穷过渡”的统治者，自己却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