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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生产正是官僚主义、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而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穷过渡”的统治者，自己却享受着特权和奢侈豪华的生活。洪秀全宣传他要建立的天国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但他却规定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别尊卑”的森严等级制度，并大兴土木，广置妃嫔，以遂一己之私欲。
十七
很长时期以来，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篇一律的普遍规律吗？《未定稿》于1979年9月发表了著名思想家顾准的一篇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文根据中外的大量史料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中国内部不会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对于近代中国停滞的原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试想：在明、清皇权专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中国能产生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十八
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后来被广泛传诵和转载的文章《“万岁”考》，在《未定稿》1979年8月发表。人不能活万岁，这是常识，作者从甲骨文中查考，皆无“万岁”或“万寿无疆”的记载。《诗经》中有过“天子万寿”的字句，也不过是人们对天“万寿”的祝福。但更广泛的意义则是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庆祝仪式后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或者是对宾客的祝福。在《史记》、《汉书》等记载中，“万岁”常解作“死亡”，如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定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是说刘邦自谓死后魂魄犹眷恋故乡（沛）。又一意思为表示欢呼，与俄语之“乌拉”颇相近。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冯谖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因烧其卷，民称万岁”。许多史例都足以证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而是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至汉武帝时，将“万岁”定于皇帝一人。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这是说神灵向武帝三次高呼“万岁”，旁边的吏卒都听到了。以后，武帝又多次被神灵、石头喊皇帝“万岁”。其实，这些都是被武帝捏造出来的神话。此后“万岁”一词也就只配皇帝一人独享，如他人用之，就是“僭越”，该当死罪。后来的皇帝又封自己的生日为“万寿节”。武则天多次改元，在公元696年一年中，年号迭改，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秽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死了，还有马屁精上奏建议在她一长串尊号后加上“万寿无疆”四字。明太监魏忠贤，在全国遍建生祠，要人称他为“九千岁”，也算是准“万岁”了。正如鲁迅所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而实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魏忠贤，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
十九
在1979年10月，《未定稿》还发表了王春瑜的《略论八旗子弟》，用大量史实说明“八旗”的来历、性质和制度。初期的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使蒙族臣服，特别是在推翻明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争夺天下的战斗中，都充分显出八旗子弟是生气勃勃的，无愧于健儿的称号。但随着满族定鼎中原，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的巩固，八旗子弟也日渐萎靡、腐败。这些八旗子弟逐渐疏于训练，平常酗酒、狂嫖、滥赌、斗鸡，银钱花光了，就当盔甲器械，甚至设局敲诈勒索，抽鸦片，提笼玩鸟，战斗力一落千丈，遇敌打败仗，却蹂躏老百姓。鸦片战争时，清廷曾命八旗子弟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史载：奕山“乃市井无赖，（奕）经又富贵膏粱，均不知兵为何物，于是山至广东，大收贿赂，且翠玉甚伙，故有‘翡翠将军’之号；经则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故有‘琵琶将军’之称，言其抱肉琵琶也”。如此荒淫无耻，说明八旗子弟已成为社会寄生虫。遇到船坚炮利的洋人，焉能不打败仗！
从康熙起诸帝虽都曾下谕旨，要八旗子弟兵勤操练和禁止各种陋习，但因体制未改，这些谕旨都只成一纸空文，无济于事，腐败日甚。八旗子弟的封建世袭和特权制度，是其腐败的根源。按清朝规定，八旗中有功之臣，尤其是宗室，均世袭其职，又分为十二级，不少八旗子弟几乎一出娘胎就有了官衔，到乾隆五十一年，世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阵亡人员，“子孙都可永承恩泽”。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从普通士兵很快爬到将军、大臣的高位。更蓄奴成风，对奴婢恣意虐待，致使婢仆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初年，每岁报部自尽者，即不下两千人。他们犯了法，有免刑、宽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清兵入关后，八旗即圈占近京畿房地，作为旗产，又发给口粮，子女七岁以上即食全俸。有些旗兵，已是满头白发，老朽昏庸，也照拿薪饷。他们大肆挥霍，拖欠债务，康熙、雍正诸帝都曾多次从国库中拨数百万两银子为他们偿债，他们照旧挥霍，到手辄尽。在文化上，也给予优待，科举优先录取，迅速委以重任。
但八旗子弟的特权越多，只能使他们的腐败的速度越快。君权正是他们最大的保护神。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御史罗家彦上疏，为解决旗民生计，建议“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织为业”，竟遭嘉庆严厉训斥，被“革退御史”。乾隆时，为卸下八旗生计日益贫困的包袱，曾实行过“移住旗人”实边与移“八旗屯种”政策，但很快他们用汉人代垦、代耕，自己收租，不劳而获，索性仍溜回北京居住，将政府赐给他们的土地，或典或卖，不久依旧两手空空。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坚持封建特权，必然衰亡”，“金丝笼中的金丝鸟——一定养不好”。这就是结论。
二十
“四人帮”倒台以后，文坛上出现了《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等一批短篇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等戏剧。这批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说它们是“暴露文学”。他们认为革命文学只能歌颂，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作任何暴露；还说《伤痕》基调低沉，使人读了以后有压抑之感，不能引起昂扬的革命激情；认为它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有害的，等等。《未定稿》1978年12月发表了文学理论家洁泯的《现实、时代、时代的最强音》和杜元明、丁振海、朱兵合写的《时代风云谱新篇——试论近期的一批短篇小说》，对上述《伤痕》等作品进行了赞扬并对所谓“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两篇文章认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在于通过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的职责除了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业绩以外，揭露批判生活中一切属于封建的范畴的东西，也是应尽的职责。文学是现实斗争的反映，而现实既存在光明面，也存在黑暗面，为什么只许歌颂光明，而不许揭露黑暗、和黑暗作斗争呢？文学的这种揭露和鞭挞黑暗的社会作用，不但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可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冤假错案如山堆积，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并且扭曲了人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此，光有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艺术的批判。两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在“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和反映这个运动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丹心谱》、《于无声处》等戏剧，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正气，称之为表达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二十一
《未定稿》1979年11月发表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合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这个戏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一个名叫李小璋的仍在东风农场劳动的知青，有一次进城，想看某剧院演出的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买不着票，却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和市委书记的夫人钱处长等误认为中央首长张老的儿子，他们不但请他进剧场看戏，而且热情招待，钱处长还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住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想通过李小璋（化名为张小理）的“父亲”张老的身份地位和特权而达到自己分大房子、从东北把女婿调回来和出国等个人目的。李小璋在东风农场劳动时就和女朋友周明华有恋爱关系，但因怕留农场不敢结婚，周明华已先找关系调回了城，但她父亲因李小璋仍在农场，坚决不同意他俩结婚。为此周明华催李小璋赶紧想法调回城，说“这事不能拖了”（暗示自己已经怀孕了）。化名为张小理的李小璋就利用赵、钱等人有求于自己的机会，想办法弄到市委书记批的条子到东风农场办妥了回城到某大工厂工作的手续。正在这时候，中央首长张老来了，骗子李小璋的骗局被揭穿，并被起诉，李小璋在法庭承认自己有错，但他反问：“假如我是真的，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在发表这个剧本时，《未定稿》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有的人认为，它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生活中一些不正之风，指出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对党是有帮助的。还有的人认为，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提出问题也是好的。我们认为，剧本借剧中人张老的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是十分正确的。”为展开争鸣，在本期剧本的后面附上一封读者来信，在1980年1月又发表了漠雁的《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都是对此剧本提出批评的。此剧曾在一些地方演出，后被停止。但是不许演出，不等于这类行为不存在。
二十二
姚雪垠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笔流畅，故事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很有可读性，甚受欢迎。但是书中把李自成写得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引起许多读者问：既然是这样，李自成后来怎么会失败呢？姚雪垠写了一篇题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出版的《未定稿》上。
姚曾在《文汇月刊》发表长文《评〈甲申三百年祭〉》，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历史著作”，断言必须“推倒”，云云。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题为《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指出，姚抨击郭老文章的主要问题有两大类，一是“史学界迄无定论，至今还在争论的问题，雪垠同志执其一说，便将郭老的论点一笔勾销，并大加挞伐”；二是郭老囿于抗战期间的各种条件，搜罗史籍不便，因而“郭文有些史实确有失误处”。就第一类问题，如历史上有无李岩其人，姚雪垠认为并无李岩其人，因而斥郭文为“沿袭荒唐谬说”，“不严肃”。王春瑜引证大量史料指出，在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尚在争论之中，王举出包括姚雪垠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确有李岩其人的史料。姚于1974年3月就说过：“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姚前后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类问题，王春瑜认为郭老的文章有些史料确有失实之处，予以订正，是必要的，但应从大处着眼，对于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有过重大影响，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名著，更应该区分其主流与枝节，不能以小眚而掩大德。王春瑜的文章还运用大量史料指出姚雪垠所作的《西江月》和《商雒杂忆》中的错误。
二十三
罗尔纲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曾在《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过《太平天国政体考》一文，考证出了太平天国是“虚君制”。作为法学工作者的林欣在1981年6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了《从政体学说看太平天国“虚君制”理论——与罗尔纲同志商榷》。此文指出，所谓“虚君制”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能取得自己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