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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平天国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太平天国一无消除君主实权的宪法，二无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和责任内阁，“虚君制”从何说起？罗尔纲以实权不掌握在天王洪秀全手中而掌握在军师杨秀清手中，就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制，这是说不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实权不由皇帝自己掌握，而由外戚或宦官掌握的事例很多，但都不能称为虚君制，因为外戚或宦官的专政都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他们都是以君主的名义来掌权的，都不能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改变君主政体的实质。罗尔纲还以中国历史上“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为由，说明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源远流长。林欣指出，这也是不正确的。列宁说：“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当然君主不能一人治理国家所有事务，他就设置丞相和各级官吏，但丞相是君主设置的，它的权力是君主授予的，君主随时可以撤换丞相，甚至不设置丞相，丞相等官吏的意见对皇帝只起咨询作用，皇帝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如丞相的意见惹恼了皇帝，还可能被处死。君主政体下的丞相制度不可能限制君主权力。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虚君制”的理论不能成立。
二十四
《未定稿》是个争鸣的阵地。当时理论界关于异化、人权、人道主义等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未定稿》对这些问题也先后发表过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如1981年6月在同一期上就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观点对立的文章：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王守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
根据读者来信，绝大多数赞同王守昌文章的观点。有的说，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关怀人，把人当作人。它主张人是最高目的，人有人的尊严和人格，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最高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所在。有的说：苏联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意味着歪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成“兽道主义”，草菅人命，把整个社会推到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去；有的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解放，不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还需要精神和个性的解放，我们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还要使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国家的主人，其个性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说，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传统，又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封建的皇权专制、等级观念等影响很深，特别是“文革”时期，这些封建的东西恶性膨胀，人的价值观念被颠倒，人的尊严被摧残，这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未定稿》从1978年12月创刊，到1989年结束，前后共十年多，李凌从1978年起就和王小强等负责该刊的编辑工作，1982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王小强等也相继调离。以后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此文是根据1978年到1983年五本《未定稿》合订本和回忆写成的。这五年共出版195期，发表文章300多篇。）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
？ 路文彬
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的人格与思想一直在被人们无限地丰富着，然而这些心怀善意的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丰富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异成了具有霸权性质的“剥夺”，严重遏制了多极阐释鲁迅话语的可能，并造成其精神遗产长期处于片面增殖的状态。“回到鲁迅”的口号，只不过是将鲁迅的局部真实设定成了权威性本质，它仍是出于人们针对时弊痛感所涌生的对于历史英雄偶像的依赖。不难看到，鉴于鲁迅同国民性问题之间的特殊历史关系，他甚至在今天依然有效地充当着某些所谓精英关于民族时代痼疾的想像。但必须指出的是，鲁迅的批判意识在他们那里所产生的魔力效应，与其说归因于鲁迅个人的永久性魅力，毋如说是缘于“批判”话语本身固有的某种心理疗愈功效。他们借助鲁迅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内心不满的宣泄，从他身上倾听到的仅是现实焦虑的回声而已（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当代文坛，“反鲁迅”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作家们的身上〔1〕，而立即做出回应，“反反鲁迅”的行动又总是由那些持有批判立场的学者来承担）。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们对于鲁迅的偏爱，实际上表达的不过是心理激愤的冲动。至于这种情绪之中所蕴藉的理性效果，他们则始终缺乏起码的认知。基于此，他们针对鲁迅的不断丰富，说到底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完善，反而是在不知不觉地削弱着鲁迅存在的意义。我相信，如果我们无法看清鲁迅思想价值的历史性内涵，而继续将其视为此刻的现实性动力，我们就势必难以完成鲁迅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事实也在证明，我们之所以迟迟不能超越鲁迅的思维模式，恰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时代任务仍旧未能完成，以及他固有的时代局限一向不为我们所觉察的缘故。不过，我们对鲁迅启蒙实践的迷恋与执着，在很大程度上亦应归结于批判情结的无意识左右。在今天，批判理性似乎已经成为启蒙实践的惟一有效方式，永远同颠覆与解构行径紧密牵连为一体。至于启蒙实践的认同及建构性话语可能，则早已被我们遗忘殆尽。
（一）
应该认识到，由近代开始，中国百年来的启蒙实践，一直就是单纯的批判理性实践，对于民族个性抑或文化质量，除了摧毁，几无建设。所以，在启蒙这块专属于精英们的“飞地”里，我们能够目睹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块飞地上的废墟在日益增多，恶的情感也在日益膨胀，但它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令人尴尬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要怀疑，这场旷日持久的启蒙运动启蒙的究竟是谁？毕竟，我们得承认作为启蒙对象的中国民众并未因此获得多少改观。即使不能就此断言这场启蒙运动是失败了，却也无法认定它到底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举例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早在鲁迅之先就已开始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梁启超，曾在其《新民说》一书中系统论述过中国民众的人格弱点，然而时至今日，他所举出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2〕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民众中间仍然普遍存在。至于鲁迅的启蒙结果，遭遇的也是同样的命运，尽管他的批判火力远远超过了前者。显然，不是中国的民众存在问题，便是中国的启蒙方式发生了问题。而在我看来，问题主要还不在中国民众的身上，倒是出在那些精英们的启蒙方式上。就鲁迅这一个案来说，他那近乎苛刻的打击手段，甚至连启蒙对象的基本自信都难以滋生，还遑论什么使其自觉？须知，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启蒙对象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的是启蒙者温和的情感关怀，绝非苛刻的言词打击。也就是说，只有皮格马利翁式的启蒙者，才可能在被启蒙者那里取得成功。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启蒙者，才会相对容易地为被启蒙者所接受。鲁迅在《药》等一系列作品里一再渲染的精英同大众之间的致命隔膜，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后者之于前者的恝然和拒斥，它所暴露的正是精英们的启蒙方式问题。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种对于阿Q的“恨铁不成钢”态度，表明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启蒙方式问题，他发现的仍旧只是大众身上所存在的问题。
启蒙者对自身行为不做反思，将所有问题都归结在启蒙对象身上，这自然会导致其对后者不满情绪的加剧。这种情绪积蓄至极点，便是怨恨心理的爆发。而随着怨恨这种恶之情绪的深化（“一切起于恨的情绪皆是恶”〔3〕），主体的理智能力渐遭毁坏，便开始愈发怀疑自己当初的努力，收敛所有给予对象的善之关怀，并将其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流行于现代初期且一直延续到目前的“死水”思维模式：“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闻一多《死水》）拯救不成，索性促其灭亡，于是认同转向怀疑，希望变成绝望，热爱蜕变成了憎恨，正如鲁迅所言的“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4〕。这种两极式的激烈情感转换，以所谓“爱之深切，故亦恨之深切”为借口，掩饰着启蒙者匮缺耐心、意气用事的不成熟心态。殊不知，消灭一个病体永远要比疗治一个病体容易得多，况且那也绝不属于一个医生的职责。故此，“死水”思维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艰难责任的回避。钱穆曾颇为中肯地道出了这一时期启蒙实践的弊病，他说：
……所谓新文化运动，大部分只是中国社会在感受外来影响，追随世界潮流，而并没有形成为一个思想问题或思想系统而出现。即如他们所举最大最主要的所谓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两运动，也只是表示许多人的共同意见、共同态度，凭借着几个标语与口号而宣扬散播开来，始终未能在此方面深入而严肃地转成为一个思想问题而存在着。〔5〕
现代启蒙者们的情绪化行为，无疑影响了启蒙的深度。特别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取舍中国文化，引发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空前混乱。但是，受怨恨心理主导着的情感，实在无力对它的所作所为做出清醒的辨析。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始终不能认识到此种怨恨心理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鲁迅就一直深陷在它的漩涡里，无法自知亦无法自拔。尽管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6〕还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7〕然而，这还只不过是对于怨恨的粗浅认识，轮到自己，鲁迅非但没有对其深究，竟而还将其当做了改造社会的强劲动力：“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8〕在鲁迅这里，恨成为了生存的前提，是先于爱而在的。也可以说，爱仅仅属于憎的附庸。实际上，他个人的爱之举动，也正是对于憎的被动反应，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9〕这种认识结论使得鲁迅只好长久生活在恨的阴影里。即使此前他曾强调“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10〕，但相较于憎的力量，他对爱的信赖感明显还是不足的。对于爱和憎两种善恶情感，鲁迅的理解同斯宾诺莎是截然相反的，后者这样认为：“一个想要以恨来报复损害的人，真是过的愁苦生活。反之，一个努力用爱去制服恨的人是很愉快的，很有信心的向前奋斗。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反抗一个人，甚或多数人，绝不须要求任何外力或命运的帮助。为他所征服的人，大都心悦诚服，而此种服善，非由于力量的缺乏，乃由于力量的增进。”〔11〕鲁迅同斯宾诺莎在情感信仰上的差异，是招致其必然生活于痛苦当中的根源，因为他为此永远无法摆脱对抗，他只能将敌人视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他眼里，敌人甚至比亲人更加重要。鲁迅本人也毫不讳言，他主要是为了敌人而存在的：“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