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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鲁迅自以为敌人密布的恶劣环境里，“壕堑战”亦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敌人带给他的巨大压力。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作为自我保护的战术策略的。不难发现，这种做法非但使其人为扩大了敌人的面积，还令其主观夸大了敌人的危险。当时就已经有人看出了鲁迅的这一苗头，特意向他进言道：“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育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31〕当然，热衷于挑战和应战的鲁迅是压根听不进去此类言语的，尽管这言语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谓坦诚而又实际。所以，他只能继续在无限拉长的战线上耗费着自己的精力。而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自然是无力之感的加深。此种无力之感在舍勒看来，恰是怨恨心理的成因：“一种特殊的无力感是在自然地、无休止地变换的方向上展开的，不经这一无力感的中介，怨恨根本无法形成；因而，怨恨归根结底是‘没落的生命’现象之一。”〔32〕《野草》相对集中地反映出了鲁迅受挫之后的无力心绪，诚如他自己所说，该作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33〕。其中，《这样的战士》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关于失败感的具体描述。这位“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的坚强战士，最终还是“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此处的“无物之阵”，不妨可以视做鲁迅所面对的庞大战场，太多的敌人不仅已使他无力招架，甚至还使其无暇看清敌人的真正面目。他那不停举起的投枪，不掷不是，掷也不是，结局只好是在踌躇与困惑当中老去、倒下。当然，鲁迅是绝对不愿意屈服于这样的失败的，那么，他只有等待报复的时机了。
报复令陷于无力感中的鲁迅再次焕发了生机，但是，这却是怨恨活力的体现。舍勒说：“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34〕报复作为怨恨的一种根源，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它不是出自强者的反应行为。正像舍勒所表达的，它是“基于一种无能体验的体验”，“总是‘弱者’所处的一种情状”〔35〕。然而，鲁迅却将其解释成了强者的姿态，他如此说道：“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36〕对报复与宽恕的如此看待，为鲁迅“睚眦必报”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理性根基，以至于他宁可“错杀”，也不愿“错过”，正像他所言：“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37〕为此，他以为“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38〕；甚至认为“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39〕。由于误解了强者与弱者的本质性区别，鲁迅常以弱者的心态表现出强者的姿态，而这必然会使其内心长期处于分裂的焦灼状态，距离爱的圣坛越来越远。
实际上，爱才是真正属于强者的品质，“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倾身倾顾税吏和罪人”〔40〕。爱本当是强者能力的明证，是高贵者之所以高贵的标识，恰若宽恕惟有体现在强者那里，才有可能为人所信服；而在弱者那里，宽恕却难免成为畏惧的修辞。这正等同于雄狮可以向羔羊言爱，羔羊却不必向雄狮如此的简单逻辑。房龙说得没错：“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41〕尽管爱也许会在恶那里碰壁，但并不能就此证明爱的软弱与无能，这只不过是爱之理想为最终征服恶之现实所支付的必然代价。鲁迅对于爱和宽恕的极力拒绝，一方面说明了“重实际，轻玄想”〔42〕民族思维模式在其身上的延续，让他把过多的注意力聚焦在了现实和行动本身，从而冷落了对理想及彼岸的关怀（关于此点，我将在后面具体论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了他“奴隶哲学”思想中那些消极的“卑贱意识”。这是一种相对于“高贵意识”而言的思想情绪表现，两者具有主动与被动的基本不同。尼采的有关描述是：“‘出身高贵者’径直感觉自己是‘幸福的的人’，他们不是先去观察自己的敌人，而后人为地构造自己的幸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说服和骗取别人相信自己的幸福（所有怀有怨恨的习惯于这样做）；他们同样知道，他们作为充满力量的人就必然是积极的人，不会把行动与幸福相分离——他们的行为必定属于幸福”〔43〕；“一个最基本的差别是：渴望自由、快乐的本能以及对于自由的敏感必然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伦理学，正如崇敬和献身的本领和热情是贵族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的正规标志那样。因此，毋庸置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爱作为一种激情——它是我们欧洲人的特长——绝对必定是贵族的品质”〔44〕。黑格尔则由国家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对二者实施了界定，他认为：“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的意识”；“反之，发现另一种关系的，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的意识”，“卑贱意识借助于财富而得以享受其自己的自为存在，但他同样把财富视为与它自己不同一的东西，即是说，因为它从自己的持存的本质出发来考察，发现财富与自己不同一。”〔45〕这就是说，民众卑贱意识的产生应由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国家不能构设一个让众人满意的社会秩序，势必就会培养出造反者的奴隶抵抗意识。而被动的奴隶抵抗行为，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挣脱怨恨、报复心理的束缚。应当认识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奴隶起义的口号，并非来自主体自我觉醒后的清醒呐喊，它实质上暗含的是奴隶对于贵族的深刻怨恨。这种自发的反动，由于是始于报复的动机，故而其胜利的结果只能是在表面上完成奴隶/贵族秩序的颠倒，并不能创造性地建立起一种公平合理的国家秩序。换言之，奴隶们尚未认识到其对于现有秩序的反抗，其实只是对于以“阶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秩序的反抗，而不是对于“等级”本身即秩序的反抗。完善的社会秩序不得不以一定的等级作为前提，在此，等级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一种信赖和维护，而非像阶级那样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怀疑及践踏。“等级是某种持续存在的东西，是某种人在其中感到满足的东西，是某种人们不能像‘职业’一样自由选择的东西，而是某种人们发现自己被‘置于’其中的东西，等级也是某种使国家真正成为家园，使固定、有限、肯定、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意识变得亲切的东西”〔46〕，它同人们之于命运的亲切感有关。“与阶级精神相比，等级精神的特性是通过把对产品和产品质量的爱作为劳动和行动的首要动机表现出来的，而把对产品的总量的爱作为第二个动机，把对净赚的钱的总数，即对利润的爱只作为第三个动机。但纯粹的阶级精神却是随着可利用的货币价值总量而产生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迫采取的手段。阶级精神是拜金精神。……在等级中，人人只与本等级的成员比高低，企图超过别人，而不去无休止地拿自己和自己的状况与其他等级的成员相比。与其他等级成员的比较，似乎注定要导致仇恨和嫉妒。反之，哪里只有阶级而没有等级，哪里的人们必定个个互相争强好胜。因为在这里，大家觉得积极的行为动机是‘超过别人’（地位更高，财产更丰），而不是劳动的内涵。因此，阶级仇恨和阶级嫉妒的现象，与主要按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分不开的。阶级差别首先是财产差别。尽管人们在形式上享有同等的国家公民的法律地位，但是，阶级差别却日趋扩大，于是，阶级仇恨和嫉妒的现象也就更普遍。”〔47〕由此来看，无力区分“等级”和“阶级”差异的人们，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正义的问题的。也正是缘于这个原因，所有类似的奴隶起义最后都难免不落入走马灯似的“反”与“被反”的怪圈。而且，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与高贵意识为敌，即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事实情况是，“高贵者”本身并无过错，有错的只是集中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统治者未能建设起令“高贵者”成为合理存在的民主国家秩序。或者说，在那些“反高贵”国家的社会秩序里，人们的阶级意识普遍占据了等级意识的上风。引起那些卑贱者反抗的“高贵者”，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属于阶级而非等级意义的虚伪的高贵者。诚如贵族出身的别尔嘉耶夫所说：“在贵族社会里我没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到处充斥着来自阶级的傲慢与偏见，令他“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对下等人的轻蔑和闭关自守”，故而他得出结论说：“在俄罗斯没有真正的贵族传统。”〔48〕
鲁迅之于高贵意识的造反，应该说同此种意识中来自阶级层面的虚伪与不公性质不无关系，但他却没能认识到自己的这一合理冲动对于消极卑贱意识的纵容，以及它针对高贵意识中美德性质的附带打击。所以今天看来，鲁迅的民粹思想和反贵族倾向充满了贝多芬之于贵族的那种强烈怨气（“伯爵有一千个，而贝多芬只有一个！”），而少有歌德式的平静与自信。歌德说：“我们大家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享受自由，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上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是国王的同僚。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49〕歌德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秩序/等级的尊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其“敬畏之心”的反映。“敬畏更接近灵魂的羞涩。敬畏是一种畏，这种畏的对象并不取决于其危险的方面，而是同时享有尊重、爱或崇敬，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作为一种高级的肯定价值的载体被感觉和被给定。”〔50〕——舍勒的观点廓清了敬畏和恐惧之间的实质性不同，并从羞耻感层面论证了前者的优越价值〔51〕。对于鲁迅来说，敬畏之心的匮缺，显然同他的怨恨心理有着密切干系；时刻感到危险迫近的他，已经没有可能再向周遭现实表达由衷的敬意了。而作为某种具有积极价值的情感，敬畏之心的缺席同样抑束了鲁迅对于现实的肯定性倾向，致使其针对现实秩序的颠覆更无顾忌。鲁迅就是这样不断在反抗行为中疏离着高贵的情感与理智，将自己逼进一个阴暗而褊狭的认知角落。“敬畏才会使人发现世界的价值深度，反之，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必定永远只满足于世界价值的表层维度。”〔52〕可见，是怨恨降低和缩小了鲁迅认识世界的高度及广度。他之于神秘主义的反感〔53〕，其实正是缘于敬畏之心缺席所引发的对于形而上世界的随意无视；亦是他作为一个视觉中心主义者对于听觉世界的冷漠反应〔54〕。由此也可以部分说明我在前面曾提及的鲁迅“重实际，轻玄想”的思维特征。
（三）
鲁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生都在表达着对于实际/此岸的关注以及对于理论/彼岸的蔑视。他谴责“一切理论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55〕。在他眼里，惟有“现在”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