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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娄师德当即收集残兵再战吐蕃，军威复振，吐蕃隐遁，数年不敢犯边。娄师德和黑齿常之遂成为抵御吐蕃的著名将领。鉴于吐蕃已成为大唐的头号大敌，太学生魏元忠上《平戎三策》，认为朝廷要抓的一是用人，二是必须赏罚分明，三是请开民间养马。 高宗深以为然，亲自召见魏元忠，并让他在中书省效力、列席朝会。而日后的武周名相狄仁杰也因谏阻高宗欲重罪误伐昭陵柏树的两位将军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被提拔为侍御史。娄师德、魏元忠、狄仁杰这三人后来都入阁拜相，名动一时，至此，武周朝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已悉数登场。
边境上狼烟四起，国内也是灾害不断，年年水旱，民生困苦，以至于高宗怀疑是否年号不祥。皇后和太子的矛盾，也越演越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两人迟早会火拼一场。太子贤毕竟执政时间尚短，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故太子弘媲美，儿臣的身份更是一重天然的限制，急需得到高宗的支持。然而高宗却常年缠绵病榻，居于深宫之中，无法给贤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能任由儿子一个人去面对如山的风浪。与母后已经势同水火的太子贤，等闲不愿意踏入被母后严密把持的禁宫大内，也就无法见到父亲几面，如果以奏章的形式上呈，更是无法穿越母后及其情报网的严格过滤，只会落到素节上《忠孝论》那样引火烧身的下场。在高宗本人不出面的情况下，武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天后之名为病弱的丈夫处理国政，代行君权，无论是太子贤还是忠于李唐的大臣都只能在君臣大义下俯首听令，此消彼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武后倾斜。在武后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一轮又打又拉之后，一些识时务的大臣已经转而投效武后，高宗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如不干预，太子贤和忠于李唐的群臣恪于名分只能坐视，再也无法阻止武后的崛起。贤得不到高宗的臂助，武后却可以恣意利用高宗的名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诸多内忧外患之中，高宗病弱的身体，才是大唐帝国最大的隐忧。
高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迫切地希望能恢复健康，发挥一点余热，然而这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只能期望于丹药和神力。李治原本不信神仙之说，显庆二年他曾以轻蔑的语气提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自从他得风疾之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也开始征方士合药了。估计唐人对丹药的看法就像我们看待气功，虽然不断有人说练气功不得法会走火入魔搞得神经兮兮，不过没钱治病的、身患绝症的、有志突破人体极限的，还是照样勇于尝试。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发作起来痛苦难当，既然名医束手，那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地到处找偏方。唐代的炼丹家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把真龙天子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试验，在他们锲而不舍的钻研下，终于研制出了中古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火药，砰砰砰内部引爆，搞“崩”了好几位皇帝。李治不是不知道有风险，然而人到绝望之时，总是希望有奇迹出现。总章元年王玄策给他引荐了一位印度僧人，没错啦，就是那位向吐蕃、尼泊尔借兵灭了中天竺的传奇使节^_^ 不幸的是王玄策不仅带回了俘虏中天竺国王，还带回了一位好吹牛的洋和尚，合出的长生不老药送大行皇帝驾鹤西返，王玄策的五品官职就再没升上去过。王玄策后来又几次出使天竺，很不甘心地又带了个洋和尚回来推荐给高宗，拍胸脯打包票地说这回这个一定是真的大师，结果挨了郝处俊老大一个白眼。高宗其实很有点动心，药都炼成了，想想还是没敢吃，讪讪然地附合了郝处俊几句“是啊是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面还是封洋和尚为将军，安置在长安住下，就有些留待后用的意思。上元二年后高宗病情越发恶化，也顾不得许多了，公开下诏广征方士合练黄白，先先后后找了将近百人之众。＇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术士明崇俨以其远近闻名的医术和神通被招入长安宫廷，成为高宗的私人医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未完待续）
＇8＇ 《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奸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