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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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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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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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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一、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同样，由于冷战中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尽管有这种相互联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殖民地的觉醒远远先于冷战，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日俄战争（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尽管冷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影响了殖民地起义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没有冷战，殖民地革命无疑也会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1942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战的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一致的。这两个大国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例如，英国人未征求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意见就把印度拖进了大战，并与苏联人商定共同占领名义上已独立的国家——伊朗。在埃及这另一表面上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利用其条约所授予的特权，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了他们在中东的主要基地。法国人根据军事需要决定其“土著”的命运；各殖民地是忠于维希政府还是忠于戴高乐，不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决于法国总督或军事指挥官的决定。不过，尽管有这些单方面的行动，但实际上，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这一制度取代了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办法。《宪章》第76条规定，受托管国应促进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应促使他们朝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治或独立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环境和民族以及各有关民族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战前的委托管理这时转变为受托管理，而且联合国为其成员国将各自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作好了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南非联邦坚决要求将西南非洲作为“三级”托管地来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尽管联合国对有些殖民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赢得独立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当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英国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
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河，离亚历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不过，尽管这一抵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
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其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