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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圭的土著则较有恢复力。他们虽然蒙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能够复原，能够组成繁衍出当代大部分美洲印第安居民的种族。只是到了20世纪时，美洲热带区的印第安人口才接近其原先的数字，而在别处，仍远远地落后。
取代日渐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由此产生的居留地有三种类型。一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组成；在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亚移民组成一个永久居留的贵族阶层，统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从非洲输入的黑人奴隶。由于欧洲移民中男子比妇女多得多，他们通常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或者找她们做情妇。于是，出现了混血儿居民；在南北美洲许多地区，他们已开始在人数上超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种居留地发展于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及西班牙人——也组成一个居留的贵族阶层，不过，所统治的仅仅是从外面输入的黑人劳动力。最初，种植园主雇用来自欧洲的契约雇工为他们经营烟草、靛篮和棉花种植园。但是，由于17世纪中叶他们转向蔗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便要多得多，遂从非洲运进奴隶。例如，在英属巴巴多斯，1640年时仅有数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达46000人，而白人才20000人。同样。在法属岛屿，到1700年时有44000个黑人和18000个白人。
南北美洲的第三种居留地见于大西洋沿海一带。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数太少，或者非常难驾御，无法作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带的作物也不成为输入黑人劳动力的根据。在这些情况下，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开垦土地，当农夫、渔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发展起完全以欧洲人为其成分的社会。
总之，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南北美洲从纯粹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继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到20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的人到来而达很高的数字。最后结果是，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数的白种人与明显少数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第十八章第一节）。
由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已为人们所非常熟悉，以致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其极为巨大的意义也被普遍忽视。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所出现的情况是，欧洲人提出要求说大片大片新地区应归他们占有；在后面一世纪中，他们占据了这些地区——不仅是南北美洲，而且还有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如果设想一下，那时最先到达并拓居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这种从根本上重新绘制世界种族图的意义便可得到估计。假使那样的话，如今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概会更接近于四分之三而不是现在的四分之一。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以动植物的相应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从各自发源地向外的传播一直缓慢地进行到1500年；这时，它们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中间来回移植。各种圈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投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价值较小。东半球的谷类植物也很重要，特别是小麦、黑麦、燕麦和大麦。西班牙人是果园爱好者，除了给美洲带来橄榄树和欧洲葡萄树外，还带来了种类繁多的水果。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传教机构和高大住宅的周围都有一个照料这些欧洲输入物的、带围墙的果园。
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可可树是美洲的另一种土生植物，阿兹特克人和马雅人曾用可可豆制成使征服者喜欢的巧克力饮料。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供它们用的。
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印第安人很早就已以今日所知道的各种形式——烟斗、雪茄烟、用玉米苞皮卷成的香烟、鼻烟——吸用烟草。烟草迅速地从美洲大陆传播到全世界，而且在这过程中，还有几种新品种给培植出来，通常所说的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烟草就是其中一例；现在，这种烟草又被传回到美洲大陆。各种棉花在1500年以前就已为东半球和美洲的人们所知道，但是，今日的商品棉花多半来源于印第安人驯化的棉花品种。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尤其是制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叶、制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之间。整个世界曾卷入这种交换，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世界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大部分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叶，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体积庞大的必需品的交换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为供应欧洲，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它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产品给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给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给运到欧洲。
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西欧与东欧之间。这里，西欧又得到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量可耕地转变为牧场，谷物的需要量很大。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两倍于进口商品的价格。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见第八章第四节）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棉织品在英语和欧洲其他一些语言中的名称反映了它们的原产地。“Gingham”（条格平布）来自马来语中意为“有条纹的”一个词，“chintZ”（磨擦轧光印花布）来自兴都斯坦语中意为“有斑点的”一个词，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细平布）则分别来源于地名“卡利库特”和“摩苏尔”。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份量轻、颜色鲜明、价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因此，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对。英国一些小册子作者污蔑这些进口商品为“适于轻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们关心英国女子的端庄和品行同他们猛烈攻击这些棉织品一样，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组织界为了保证禁止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些法律并没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们确起了明显地减少与亚洲的贸易量的作用。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16、17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摆脱僵局的途径时往往是竭尽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国出口“数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场上出售的荷兰雕版画。其中，有圣母像（是根据加尔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备卖给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绘圣经中情节的作品；有记载李维的历史故事、适合于重视古典作品的暹罗人的版画，最后，还有对更普遍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图片，即一批裸体画和更不合乎礼仪的插图。”事实上，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但是，那时以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乐于接受欧洲的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碍。这种形势解释了18世纪后半世纪伏尔泰的以下这段颇揭示问题的评述：
人们询问，所有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的结果如何？它们落入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他们在加的斯经商，并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送到美洲作为回报。这些金钱的大部分流到东印度群岛，支付丝绸、香料、钾硝、冰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古董。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地输入非洲奴隶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众多。这就留下一伤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斗争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渡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只不过是西、葡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那里，征服时期中有功的武士（骑士）都给分封以来邑即提马尔。这种提马尔制度允许农民世代使用其小块土地，以作为他们缴纳轻微赋税和承当劳役的报酬，而骑士，如果不履行其军事义务，可以被剥夺他们的提马尔。16世纪时，这种格外仁慈的制度由于帝国当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场的吸引力，遭到破坏。骑士把他们的提马尔改变为奇夫利克即可继承的私有地产；地产上的农民被迫接受租佃条件，否则，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户在缴纳国家征收的税和骑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后，留下的通常仅占其产品的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