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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后期宗教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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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名为撒拉教。 

     嘎迪林耶:除原有的大拱北、香源堂、韭菜坪、后子河等支系外,还有 

马德明在宁夏固原创立的齐门门宦,到20年代,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承认。 

     赛莱菲耶派是中国伊斯兰教受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的主张影响而形成的 

新的教派。其意为“尊崇前贤者”。又因该派在礼拜时抬三次手,故又有“三 

抬”之称。1936年,甘肃河州伊赫瓦尼派阿訇马得宝 (尕白庄)、马尤努斯 

等人前往麦加朝觐。回国时,带回《光辉的明证》、《伊斯兰之军》和《麦 

克塔勒海》等宣传瓦哈比派主张的经书,在河州一边研究一边传授,遭到伊 

赫瓦尼派的反对,次年从中分出另成一派,吸引了一部分信仰者,只是人数 

不多,直至解放后才有所发展。赛莱菲耶派主张严格按《古兰经》和圣训的 

规定行教,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信仰和本来精神,反对苏菲派的圣徒崇 

拜、圣墓崇拜等习俗和脱离经典指导的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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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东南亚与南亚的伊斯兰教 



                         1。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 



     20世纪初,印尼一批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和一批伊斯兰教学者逐渐形成 

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新派”,并成立了三个革新组织。其中一个是“伊斯兰 

教商人联合会”,是1911年由印尼的花裙商哈只·沙曼胡迪在梭罗成立的, 

并在各地成立分会。1912年,该会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负责人为泗水 

人哈·乌·赛·佐克罗阿米托 (1882—1934)。该联盟的宗旨是,救助贫困 

盟员,维护盟员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发展民族资本,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 

1912年以后,“联盟”迅速发展,1913年盟员达8万人之多。1918年9月, 

 “联盟”在泗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荷兰政府是“罪恶的资本主 

义”的保卫者和支柱,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这标志着“联盟”政策的一大 

转变。1919年,“联盟”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多万成员的群众性的人民 

团体。同年12月,“联盟”与印尼共产党共同成立“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 

并在各地设立了22个分会,会员达到7万多人,到1921年3月,“联盟” 

在日惹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它已是一个拥有250万盟员的团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尼这三个革新派穆斯林社团,尽管曾多次组织群 

众同荷兰殖民者作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由于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倾向各异, 

内部不团结,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目标,最终都衰落了,有的转入泛伊斯兰主 

义的宣传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7年以后,在苏加诺 (1901—1970) 

的倡导下,印尼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荷兰殖民者采取最严励的镇压手段对付印尼人 

民的反抗。因此,同荷兰殖民当局合作以求进步的任何希望彻底被粉碎了, 

以致反抗荷兰殖民者成为将来唯一可能的策略。当时,印尼各社会团体都把 

争取国家自治和独立当作政治努力的首要目标,从而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印 

尼思想意识中占了首位,并拒绝了城市伊斯兰教领导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改 

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成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的苏加诺担起 

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重任。 

     苏加诺出身于爪哇的一个教师家庭。早年在他父亲的学校里完成学业之 

后,被送到泗水欧洲高级中学学习。在泗水,他结识了许多早期的政治领导 

人,接受了东印度党的思想影响,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苏加 

诺认为,为了独立事业,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团结起来, 

但前两者应从属于第三者。民族主义应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主体思想。1927年 

7月4日,苏加诺与万隆的“学习俱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新党—“印度尼 

西亚民族联盟”,苏加诺任主席。1928年改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 

党目标是通过不合作方式和群众组织,争取实现印尼的独立。1929年,印尼 

几个组织,包括民族党、伊斯兰教联盟党、至善社、泗水学习俱乐部、爪哇 

的地方组织以及基督教组织联合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协议会”。这 

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以全印尼民族主义作为共同的思想标准。“协 

议会”要求印尼各政党、各派别、各团体捐弃分歧,以共同的民族利益为重。 

     然而,在这“协议会”中仍然存在着目的、思想意识和个性方面的分歧。 

1930年,以城市商人为主体的伊斯兰教联盟党要求承认伊斯兰教在印尼的特 

殊地位,声称唯有伊斯兰教才能成为印尼国民性的基础,最终要在印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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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主张遭到其他政党和组织的拒绝。而“世俗”的印 

尼民族主义者却羡慕地注视着在埃及、波斯、伊拉克,特别是土耳其等地, 

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宗教与政府相分离。但这一主张也遭到伊斯兰教联盟党 

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斯兰教联盟党退出了这一联合阵线。这样,印尼的伊 

斯兰教组织和政党并没有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联合起来。 

     1930年,荷兰当局逮捕了苏加诺和其他领导人,从而使印度尼西亚民族 

党陷于瘫痪状态,并中止了活动,由新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党取而代之,但力 

量已相当薄弱了。1931年12月,苏加诺获释后,于1932年8月加入印度尼 

西亚党。与此同时,在荷兰居住了11年后回国的哈达接管了由沙里尔于1931 

年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党 (亦称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领导权。印 

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分裂。随着1933年、1934年苏加诺、哈达、 

沙里尔及其他领导人相继被捕,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走向衰落。直到 1942 

年7月,苏加诺、哈达和沙里尔在雅加达再度联合,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 

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最后努力。 

     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称之为日本统治时期。 

日本占领了整个南洋群岛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扩大其在整个亚洲的侵略, 

除了把印尼经济加以改造和改变方向,以适应日本侵略战争和控制东亚、东 

南亚经济的需要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策略重点是清除西方对印尼的影响, 

以便把当地人动员起来,维护日本人的统治。当时,印尼全国民族主义运动 

高涨,穆斯林群众对多年来统治他们的荷兰殖民者非常痛恨,纷纷举行起义 

或暴动。因此,一些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企图采取“以日制荷”的策略,同 

日本人接触,以期得到他们支持。如1939年,亚齐伊斯兰教领袖 (乌里玛) 

们在穆罕默德·达乌德·贝鲁的领导下,组织了全亚齐伊斯兰学者联合会, 

以保卫伊斯兰教和鼓励伊斯兰教学校现代化。联合会与日本人接触,得到了 

他们的帮助。就在日本人在该地区登陆前三个星期,即1942年2月9日,亚 

齐乌里玛开始发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行动。而日本侵略者也想把印尼的伊斯 

兰教势力作为一支可借用的力量加以拉拢和利用。1842年3月,日军在爪哇 

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现存的政治组织的社团,建立宗教事务部, 

任命伊斯兰教联盟党领袖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弟弟阿比库斯诺·佐克罗苏约梭 

为印尼伊斯兰教的代言人。1942年4月,日本侵略军在爪哇试图发起一个称 

之为“三亚”的运动,即所谓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保卫者和光明,但遭到印 

尼人民的抵制,没有达到目的。不久,日本军事当局对阿比库斯诺的伊斯兰 

教联盟党开始不信任,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伊斯兰教组织——穆罕默德协 

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日本人认为,城市伊斯兰教领导人民族主义和现代 

主义情绪浓厚,而后两个组织主要在较小的市镇和乡村,偏重于学校和福利 

活动,又无明确的政治要求,能够成为他们动员群众的一条新的途径。1942 

年末,雅加达宗务部首脑堀江长藏大佐四处活动,拉拢乡村的伊斯兰教师(奇 

阿依),并将各地的伊斯兰教师集中到雅加达进行短期培训,到 1945年5 

月,大约有1000多名农村伊斯兰教师(奇阿依)进行过培训。1943年10月, 

日军当局为了更好地控制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把原来的印度尼西亚伊斯 

兰教大会强行解散,代之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并 

把领导权交给了穆罕默德协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该党首脑为伊斯兰教师 

联合会创建人哈希姆·阿夏里。此人年老体弱,因此该党实际领导人是他的 

儿子阿依·哈只·瓦希德·哈希姆(1913—1953)。1943年以后,随着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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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战场的败退,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胜 

利,尽管日军当局还死死地控制着印度尼西亚农村的伊斯兰教,在爪哇全岛 

设立许多伊斯兰教事务部的分支机构,但印尼农民在当地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奇阿依及其学生们的领导下,纷纷起义和暴动。在城市,特别在雅加达和万 

隆,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地下网,并拟订胜利时夺取民族 

独立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宣告失败。印尼的伊斯兰 

教组织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奋战,有的组织和领导当地农民进行抗捐运动 

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有的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到反抗日本侵略者、争取民 

族独立的游击队行列中。印尼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人,如阿比库斯诺·佐克 

罗苏约梭,瓦希德·哈希姆等与苏加诺、哈达等人一起,为建立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作出了努力。 



                            2。印度的伊斯兰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领导人同政府进行了很好的合 

作,但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违背了战前的诺言,加紧对印度的统治和 

控制。这样,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英国殖民当局一直企图把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对立起来, 

极力把伊斯兰教徒拉到自己方面来,推行其“分而治之”政策。但这一企图 

在战后反英斗争中遭到了失败。 

     大战刚结束,英国当局就组成了以法官S·A·罗拉特为首的委员会,于 

1919年3月通过了“无政府和革命罪行法令”(一般称为罗拉特法令),其 

目的是控制个人自由,制止和镇压印度各界群众的一切政治活动。这一举动 

遭到了印度持各种政见者的普遍指责。1919年4月17日,《每日先驱报》 

报道,“反对政府政策的所有各阶级和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们举行了非凡的万 

众一心的发动”。殖民当局的官方报告中也指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 

在反对罗拉特法令的斗争中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殖民当局残酷镇压群众 

的反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在这种形势下,加之大战结束后, 

帝国主义列强(包括英国)瓜分最强的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的计划被披露,印度穆斯林反英情绪更加高涨。1920年,在印度成立了哈里 

发委员会,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和保卫哈里发— 

—土耳其苏丹。委员会领导者是印度著名的活动家、国大党人穆罕默德·阿 

里和绍克特·阿里兄弟。印度广大的穆斯林,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者、 

中小资产阶级和伊斯兰教僧侣,都参加了哈里发运动,并把这一运动理解为 

反对英国统治的运动。当时作为国大党领袖的甘地表示支持哈里发运动,并 

劝该党与穆斯林携起手来,同为拯救哈里发而斗争。在他看来,这是“印度 

教徒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一百年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印 

度教徒和穆斯林合力反对英国殖民者统治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在哈里发运动 

中,印度伊斯兰学者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理论,宣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 

度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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