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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主人公之一的富商奥尔恭，之所以受骗上当，是与资产阶级对贵族、宗教势力的妥协性有关。达尔杜弗的真奉承、假虔诚正是投其所好、抓住了他的特点。莫里哀把他放在受害者的地位，其用意在于开导。女仆桃丽娜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她头脑清醒、语言犀利，是反达尔杜弗这一派中最坚决、最有办法的人物。克里央特则是作者的代言人。
《伪君子》是按照古典主义“三一律”来创作的，整个剧本分为五幕、情节单纯、集中；故事发生在奥尔恭家里，剧情包含的时间未超过二十四小时。莫里哀熟练地运用这一创作规则，使其为推动剧情、刻划人物、表现主题服务。比如剧中的地点整一、自始至终在奥尔恭的家里。作者正是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达米斯藏在套间里偷听，奥尔恭躲在桌子底下偷听，这都是利用室内环境造成的关键性情节。此外，有一些戏剧动作，比如达尔杜弗求爱，欧米尔的巧计、离开了这个室内环境就无法令人相信。
《伪君子》是一出典型的性格喜剧，全剧的艺术构思都是为了塑造一个伪善者的性格。第一、二两幕，达尔杜夫并没有出场，是通过其他人物的活动，从侧面介绍达尔杜弗的性格，为他的上场做准备。第三、四两幕则正面地揭发达尔杜弗伪善的罪恶用心，到第五幕就进一步揭穿他的凶恶面貌和危害性。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时候，莫里哀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第一幕第一场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伟大最好的开场”。在这场戏中，通过奥尔恭之母——柏奈尔老太太和一家人争吵，一开场就吸引了观众，提出了矛盾。人物之间的争论都是围绕着达尔杜夫而展开的。这样主人公虽不在场，而处处都在介绍这个人物，这就使得观众在他出场之前对主要人物有所了解。这就为作者集中笔墨来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本质，不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了。
第三幕第二场，也就是达尔杜弗上场的第一场，莫里哀用了个小小动作，就是要手帕这个动作，揭穿了他的伪善的嘴脸和卑鄙的内心，手法是非常简炼的。而后面的几幕，莫里哀就顺着达尔杜弗勾引欧米尔这一情节线索，让他自己一层一层地剥下伪装，露出本性。在这里，莫里哀为他安排了两次不利的情势，而达尔杜弗居然都有办法对付，这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手段的毒辣，用心的狠毒，强调了这类人物的危险和可怕，而这一点也正是整个剧本主题思想所要强调的地方。
五、十七世纪时期散文的巨大成就
古典主义时期，除戏剧外，散文成就最显著，涌现了一批知名的散文作家。
帕斯卡尔（1623～1662）是古典主义初期的散文作家。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一岁时，就写下一篇关于音响的短论。他虽信仰天主教，却又和自由思想者所交往。1656年，他撰写了十八封《给一个外省人的信》，被认为是法国散文的不朽之作。帕斯卡尔鄙薄传统的修辞学，他认为要说服人，只有用贴切、准确而击中要害的论据。用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使其在事实面前低头。他还认为，要使人感动，必须激起人的义愤。作者胸中有热烈的信念，用热情激起热情，便有感染力量。这十八封信是受冉森派之托回答教会而写的。信里义正词严，对耶稣会教士喜笑怒骂，极富戏剧效果。在这些信中，他把神学问题从教会手里转移到大众手中，使大众相信用世俗的准则或一般常识也可以解决宗教问题。这种思想为后来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开辟了道路，他们将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作出抉择。
博叙埃 （1627～1704）既是散文家，又是演讲家。他的讲演稿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博叙埃是位教士，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以口才出众的宣道者闻名。他一生宣道的讲演稿，流传至今的约有两百篇。这些讲演稿，既阐述
《圣经》原理，又有针砭时弊之谈。他的悼词写得非常出色，有几篇悼词曾传诵一时。博叙埃是一位辩才横溢的演说家，他的宣道词不但雄辩，而且富于激情，据说，他任巴黎主教期间，路易十四也为其演讲所折服。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是古典主义由盛而衰时期的散文作家。曾任过波旁公爵孙儿的老师。他终生未娶，独身到老，全部时间均用于著书立说上。他写的《品格论》，秘不告人。1688年，这部批评世道人心的书初版面世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1688年至1696年的八年期间内，该书重版了九次，可见其影响之广、名噪之深。《品格论》是一部针砭时弊的散文集。作者生活在路易十四执政晚期，面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的日下江河时的弊病百出，他想通过其作品以振奋人心，挽回颓势。全书十六章。在第一章的“论精神产品”中，开宗明义的提出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点。他认为作家的任务，主要在于用明白晓畅的文字表达理性主义的见解。在最后一章的“思想坚强的人们”里，作者一面反对无神论，一面提出他心目中的理性主义的理想人物形象和理想的品格。
全书由两种文体组成：格言式的简短段落和某些典型人物的肖像。格言式的简短段落和某些典型人物的肖像。格言体是概括性很强的文体，精炼深刻，充分表现古典主义语言的明朗、清晰、简炼、精确的文风。肖像部分则往往以真人真事为蓝本，但不用起初的姓名。作者只寥寥几笔，便刻划出一种典型品格和典型人物，从而形象地批评了某种时弊或某种“品格”。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品格论》是法国文学史上一部时代的散文名著，对后世影响甚大。
费讷隆 （1651～1715）也是一位有名的散文作家。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取材于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和其他资料，描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攻破特洛亚城后归途失踪的故事。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在孟铎尔（智神化身）引导下，漂洋过海去寻找父亲，历尽艰辛，到过许多地方，还下过地狱。从体裁看，这实际是一本历史题材小说。作品谴责了暴君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对人民为害无穷。书中所说的暴君，显然是影射路易十四。整个作品反映了十七世纪末的中、小贵族阶级对于“太阳王”的内、外政策的不满情绪。
佩罗 （1628～1703）系童话作家。他以自己小儿子皮埃尔·达芒古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在这部童话集里，作者歌颂了善良和光明，鞭挞了邪恶和黑暗。童话意境优美，文笔清新。他的童话中的人物和故事，经常为后世作家所引用。
拉布丹（1618～1693）的《高卢人的爱情故事》（1665）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作品。作者深知宫廷内幕：如国王的阴私，贵族的淫荡和滥用职权，延臣们的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坑害人民等等。他采用这样的书名将这些秽闻来一个彻底的暴露，故一出版即触怒了路易十四，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又将其逐出巴黎。
六、拉封丹的 《寓言诗》
拉封丹（1621～1695）是古典主义的时期著名的寓言诗人，他的《寓言诗》享有极高的声誉。《寓言诗》共六集，系陆续出版。全书共有各类寓言诗二百三十九首。作者常常直接从伊索寓言、希腊罗马和印度寓言以及法国民间故事中吸取素材，但过人之处则是他用这些故事反映的却是十七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现实。
拉封丹以简朴自然、拟人化的手法，间接用动物世界影射人类社会。这些寓言诗里，有的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抨击贵族阶级的凶残，有的反映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在《恶瘟疫的野兽》里，写的是群兽讨论要把“罪恶最大的祭献给愤怒的老天爷”，好使害病的大家“得到痊愈”。结果，所谓“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者，却是只啃了舌头大一片青草的驴子，而虚伪的狮王，佞臣狐狸，甚至喜欢向人寻衅的看门狗，却被奉为圣徒。这就显然地揭示了贵族统治的残暴及平民百姓任人宰割的悲惨现实。
《大黄蜂和蜜蜂》、《牧狮的葬礼》、《颈上挂着主人的膳食的狗》等诗篇，则对鱼肉黎民的法院，趋炎附世的廷臣、贪婪枉法的议员以及欺榨人民的法官，给予了尖锐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狼和小羊》、《小公鸡、猫和老鼠》则揭露和嘲讽了专横的权贵和教会僧侣。《牧人与海》则揭露了资产阶级掠夺本性，发出了“一人致富，万人荡产”的由衷感叹。《寓言诗》韵律变化多样，优美和谐，语言深入浅出、流畅自然。
七、布瓦洛的 《诗艺》
布瓦洛 （1636～1711）是古典主义理论代表，他继承了亚理斯多德，特别是贺拉斯的传统，在总结古典主义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理论专著《诗艺》（1674），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古典主义美学观点和创作原则。
他首先按封建等级观念对文学的的体裁进行划分，只把悲剧、史诗、喜剧归于主要诗体，其它统属于次要的诗类。他还进一步将悲剧列为“高贵”的体裁，用来表现帝王将相；喜剧则列为“卑下”的体裁，用来揶揄资产阶级和平民。
在思想方面，布瓦洛主张作品应旗帜鲜明地反映理性高于一切的观念。布瓦洛的“理性”是指君主专制政治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如忠于国王、忠于公民义务、个人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在文艺模仿自然上，布瓦洛认为自然即人生。具体而言，指人物性格类型。他把人物性格看成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他把人物按年龄分为青年、中年、老年三类。没有注意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样划分，就只有类型，没有个性，这正是古典主义文学中人物性格类型化、单一化的症结所在。
在美学方面，布瓦洛认为艺术美是永恒的绝对的。古人提供的技巧、法则已十分完美，是永远行之有效的。古人的作品包罗万象，不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模仿古人，就是获得成功的捷径。
语言风格方面，布瓦洛强调“开宗明义”、“风雅”、“细致”、“匀称”。把民间语言视为“鄙俗卑污”、“市井嗷嘈”。
对“三一律”作出明确阐述：“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尾维持着舞台的充实。”
布瓦洛在《诗艺》中所提出的古典主义文学主张，体现了当时法国专治政治的文化统一化、规范化的要求，以适应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其中含有合理的、值得重视的部分，也有唯心主义的观点和保守思想。这些主张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影响法国文坛百年之久。
八、法国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古今之争”是十七世纪末法国文坛上发生了一种崇古与崇今的大争论，故叫作“古今文争”。
古今之争，由来已久。自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坛厚古薄今和尊古、仿古一直处于上风。尤其是古典主义时期，厚古薄今简直成了天经地义。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他们在文学领域内的代言人——自由革新分子，自然不甘于这种唯古人是命、唯王权是从的厚古薄今风气统治文坛，因而掀起了“古今之争”这一争论。
以童话作家佩罗为首的反对厚古薄今的争论，引起了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反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待古人与古代作品的态度上。1687年，佩罗在法兰西学士院宣读了 《路易十四的世纪》一诗。他认为古人的“伟大是确实的，但同我们一样也是人”。所以“我们可以拿路易十四的世纪同奥古斯都美好世纪媲美，而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对。”他明确提出，在艺术上，今人应超过古人，不必墨守古人的成规。同时，佩罗还认为，当代文学比希腊罗马文学成熟得多。
佩罗这些观点遭到布瓦洛、拉辛、拉封丹等人的强烈反对。布瓦洛认为，今人永远也不能超过古人，古代文学是最高典范。由于这些唯古是从的反驳、软弱无力，驳不倒“厚今派”，一时难分上下。最后由布瓦洛出面宣告休战，双方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看起来，这是一场古今孰重孰轻的论战，实际表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觉醒。在君主专制日近黄昏之期，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古人比今人优越的观点。从文学角度看，是文学中自由主义倾向的绽露。作家们已不甘于再受古典主义法则的约束，要求创作有更多的自由。这种文学上的革新要求，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发起冲击前，力图在文艺阵地占领其主导地位，以进行舆论准备，这就是古今之争的实质。
古典主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