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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从文化史发展角度看，它是法国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它促进了语言的规范化运动和某些文学形式如戏剧、散文的发展。基于它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其内容具有明显的守旧性和封闭性，比起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不免显得气势单薄得多。又由于一切唯古是崇，特别是在题材上同当代距离遥远，这就使文学反映现实不免有它的局限性，这是古典主义文学的致命创伤。
第五章 光明世纪时期文学
法国文学史称十八世纪为“光明世纪”，意思就是启蒙运动世纪。法国的“光明世纪”与英国的“启蒙运动”涵义完全相同，只不过称呼各异。法国的“光明世纪”里的“光明”还有一层含义，即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曙光。
启蒙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前哨战。换句话说，它是为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开导头脑，启迪理智，廓除蒙昧。一句话，为大革命作准备。
启蒙运动不是文学潮流，但和文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那些启蒙思想家，本身又是文学家，他们创造了以文学宣扬启蒙思想的有力的战斗形式——将文学和哲学融于一炉的哲理文学：“哲理小说”、“哲理戏剧”等样式。所以，启蒙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十八世纪文学的主流。
一、勒萨日的贡献
勒萨日（1668～1747）是十八世纪前期著名的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
《吉尔·布拉斯》，被认为是法国十八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这部小说共四部，第一、二部发表于1715年，第三、四部发表于1724年和1735年。作品通过吉尔·布拉斯一生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朝廷腐败、贵族荒唐、金钱和权势统治一切的、行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面貌，受到马克思的称赞。
布拉斯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他离乡背井外出求学。半途为强盗抓走关押半年。他不甘与强盗为伍，设法逃脱。从此开始了他的浪迹江湖的生涯。为了谋取生计，他冒牌当江湖郎中。由于无医术知识，误诊了一些人的病，但又于心不忍；逐改行与骗子合伙诓骗他人，可又受到良心责备，洗手不干；只好给各式各样的有钱人充当仆人或总管。他对主人忠心耿耿，一味逢迎。他曾给大主教当秘书，靠卖弄文笔以博取其欢心。他凭这点小聪明，拼命地往上爬，一心想发财致富。刚开始，他经常被人骗得一文不剩，后来自己也学会了几手玩弄别人的技巧，转瞬之间又能把被别人骗走的钱捞回来。朋友有难，他也能见义勇为，同甘共苦。可一旦有了地位，他也会六亲不认。厄运有时弄得他山穷水尽，但又总能随遇而安。后来，他居然爬到了首相赖马公爵的秘书高位，成为权势显赫的人物，变得十分卑鄙无耻。更有甚者，他竟然为皇太子牵皮条，后因事败，被捕入狱。出狱后，太子继位，通过伯爵的牵线，再度进入宫廷，成了统治者得心应手的帮凶，被国王授勋为贵族。小说以他退隐山庄，过着地主乡绅的生活结束。
小说以布拉斯的一生的起伏沉浮的经历，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巨细无遗的描绘。小说将那样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钱可以买到地位、荣誉、法律、爱情。从店老板到延臣首相，无一不是见钱眼开，人人都想发财，而且不择手段。所以这部小说对法国当时的封建社会，无异来了一个彻底的亮相，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封建王朝必须予以埋葬，因为它彻底烂透了。
二、四大启蒙文学家的巨大成就
孟德斯鸠（1689～1755）于1721年发表的《波斯人信札》发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该书是一部由一百六十封信组成的书柬体小说。作者假托两名波斯贵族人士到法国游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法国社会。他们发现法国人熟视无睹的许多荒唐腐败的现象，用波斯人口吻，写成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的绝妙文章。
全书无统一情节，内容包括政治问题、社会生活、宗教及后房情况等四个方面。涉及政治文题的信札都是针砭时政，评论历史事件和讨论法律与经济等问题，作者大胆地指责当局者的过失与积弊，如大骂使法国经济陷于破产的财政总监琼芳。在社会生活方面，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漫画式的描绘了巴黎上流社会各式各样人物的嘴脸。如揭露教士的荒淫无耻，权贵的骄横贪婪，上流社会的淑女名媛不惜牺牲色相来左右当权者，以满足她们的名利欲。在宗教上，则指责宗教纷争，提出宗教之间应和平共处。关于后房情况的书信中，作者通过这位波斯人后房这一典型环境，曲折地反映了被奴役人民的不幸和反抗，表达了自由、平等和尊重人权等思想。
这本小说之所以是发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主要在于写出了路易十四死后留下的那个烂摊子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了。使当时的法国人民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尤其是作品里那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想，对读者有一种震聋发馈的作用。《波斯人信札》的功绩就在这里。
伏尔泰 （1694～1778）开创了哲理小说的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哲理小说在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价值、代表作有：《查第格》（1747）、《老实人》（1759）和《天真汉》（1767）。其中以《老实人》写得最为出色。
《老实人》是针对当时法国社会流行的一种“乐观主义”——即“一切皆善”的哲学观点而创作的。主人公老实人是一个纯朴、善良的青年，他接受老师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的教育，认为世界是“一切皆善”和“十全十美”。但是，严竣的现实带给他的却全不是老师所说的那样美好。他原是一位男爵的养子，只因为爱上了男爵的女儿，却被逐出养父的家门。在流浪过程中，他受尽苦难，看到的是各种社会罪恶。他的老师与其情人也历尽辛酸，九死一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地球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小说通过老实人的各种遭遇，说明这个世界既不完善，更不美好。批判了一切皆善的哲学观点。指出这种盲目乐观，只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说明只有进行变革才能使社会变得美好起来。正如小说所说，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繁闷、纵欲和饥寒三大害处”。小说结尾描写了一个理想社会：“黄金国”，那里遍地黄金，没有专制，没有奴役，科学发达，国王贤明，人民富足。寄托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小说最后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田地”这句名言，点明了小说的主题——人们的幸福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小说哲理深刻韵味无穷。
狄德罗 （1713～1784）在四大启蒙文学家中地位独特，在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中，他比伏尔泰彻底；在探索新的文艺方向中，他比卢梭清醒。他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持文艺的现实基础，为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打下了基础。
狄德罗的文学创作有小说《修女》、《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和他的主人》其中以 1762年创作的《拉摩的侄儿》最为出色。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则誉之为“辩证法的杰作”。
这部以对话体的形式：哲学家 （作者）和音乐家（拉摩的侄儿）对话为内容的小说之所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得如此之高，就在于作者对人物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有深刻的辩证的理解，使得拉摩的侄儿具有较高的社会概括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拉摩的侄儿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他一方面才华出众，观察敏锐，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腐败和堕落；一方面又自甘堕落，寡廉鲜耻，否认任何道德原则，靠出卖自己的人格来过寄生性生活。为了在富豪人家吃上一餐饭，不惜充当供人取乐的小丑。他身上具有一切恶劣的品质，同时又无情地嘲弄这些品质，正如小说所写：“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是不道德的。
狄德罗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挖掘了拉摩的侄儿复杂性格形成的原因，指出这种畸形儿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又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毒害人、腐蚀人的本质、狄德罗的哲理小说、与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小说在宣传启蒙思想和富于哲理性上旗鼓相当，然在真实描绘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上却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其中有较多的日常生活图景和接近现实的细节描绘。这是难能可贵的。
狄德罗在美学和戏剧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他所建立的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提出“真”“善”“美”统一的理论，认为艺术中的美相当于现实中的“真”。在戏剧上，狄德罗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戏剧体裁，冲破古典主义理论在悲剧、喜剧之间划下的界线，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称这种戏剧为“严肃剧”（哲理戏剧），即后世的正剧（话剧的前身）。在戏剧理论上，他在《谈演员的矛盾》一文中认为，演员在扮演人物时不必在内心生活上变成剧中人物。演员一方面要把他所扮演的人物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却不应亲身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需要保持冷静，在思想上先有一个“理想的范本”，然后丝毫不爽地在每次演出时复述这个“范本”。这便是演员的“矛盾”所在。
狄德罗还是《百科全书》的主编和撰稿人，他团结了当时法国社会上的一批“精英”——达朗贝、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人，二十余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地完成了三十七卷的《百科全书》。这就是光明世纪用知识启迪人们头脑的“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恩格斯当年满怀深情地指出：“如果说，有谁为了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卢梭 （1712～1778）是启蒙运动中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他最先对自由、平等、博爱作了充分的阐述，为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提供了理论基础。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他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公认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先躯。
卢梭的文学创作有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哲理小说《爱弥儿》（1762）和自传体小说《忏悔录》（1781～1788）等名著。其中以《新爱洛绮丝》最能代表其创作倾向。作品细致的心理描写，情景交融的篇章，激动一代又一代读者。正是它奠定了卢梭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小说曾取名《阿尔卑斯山麓小城两位相恋居民的信札》。小说描述了贵族小组朱丽和她的年轻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爱情悲剧。这场悲剧如同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他的学生爱洛绮斯之间所发生的悲剧一样，所以就取名叫《新爱洛绮斯》。
家庭教师圣普乐出身于平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贵族家担任的家庭教师。由于朝夕相处，产生了他们的“师生恋”。朱丽的父亲出于门户之见，不容许朱丽和圣普乐结婚，认为门不当，户不对。一对有情人终于“伯劳燕子各西东”。圣普乐被迫离开，出走江湖，萍踪浪迹。朱丽也因父命难违，终于嫁给年近半百的贵族魏玛，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牺牲品。婚后，朱丽向丈夫讲出了往日与圣普乐之间的恋情。魏玛为了表示信任，六年后他又把圣普乐请来作朱丽的儿女的家庭教师。于是，新的痛苦和感情的折磨又开始了。虽然朱丽与圣普乐又能朝夕相见，可彼此之间又不得不压抑各自内心初恋的情愫。新的和旧的感情联系着两个人，可如今的“义务”又妨碍他们的结合。朱丽就在这种对丈夫、儿子的义务和对圣普乐的爱情矛盾中煎熬着，真可说是“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最后，朱丽终于在这种感情折磨中，走完了她生命的途程。临终前，朱丽再次袒露对圣普乐的爱情，并要求他教育好她的儿女。作者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以及朱丽最后在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中死去的事实，对封建贵族阶级的专横、残暴以及那个社会中的法律、道德、门阀制度、等级观念提出了严厉的指控，陈述了关于人生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主张，反映了大革命前夕人们不甘再受封建专制和天主教会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