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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丽风光。如小说对日耳曼和小玛丽他们迷失在森林里的一段夜色描摹：“将近子夜，雾气散开了，日耳曼可以透过树隙看见繁星闪灼，月亮也从盖着他的水气里挣扎出来，开始撒下无数的钻石在潮湿的苔藓上面……火光映在池塘里，青蛙开始习惯了火光，冒险地发出了一些尖锐而怯懦的声调，老树的杈丫的枝子，满布上苍白的地衣，好象巨大的干瘦臂膀，在我们旅客的头上伸展交叉，这是一个美丽的所在……”
小说还不时穿插着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的许多有趣的风情习俗，如日耳曼与小玛丽婚礼仪式中的一节：新娘同三个模样一般的小姐妹，用一块大白布遮盖起来，由新郎用一根细棍子去猜点。猜错了，新郎就得与新娘跳舞。为此，被白布笼罩起来的小玛丽巧使心计，做出各种暗示的动作，以指引自己的郎君猜点到自己……这一切，使乔治桑的小说散发出一种田园、农家所特有清幽、欢快的生活气息，也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这就是乔治桑田园小说的特殊风格。
6。浪漫派中“顽皮的孩子”——缪塞
缪塞 （1810～1857）在十九世纪浪漫派作家中有“顽皮的孩子”之称。他从浪漫主义运动而来，但又同浪漫主义异道而行。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除了创作诗篇外，还写过不少成功的小说和戏剧，也发表过一些引人注意的有关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论文。
缪塞的一生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在生活上，他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自己却又沉溺于这种生活的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他曾经企图在其中找到自由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结果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欺骗和冷酷的嘲讽。在思想上，他一方面反对旧贵族社会道德，一方面又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现实格格不入。他既瞧不惯资产阶级社会充满庸俗和丑恶、自私和卑劣的风气，但他又摆不掉这个现实。结果便往往事与愿违，无法给自己找到光明的前途，徒然发出生不逢时的哀叹。可以这样说，缪塞的一生是从反抗开始，最后走上了和现实妥协的归宿。
作为诗人，缪塞的诗，富有青年人的感情，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他特别注重形式美，语言丰富多彩，形象性强，富于乐感。初期的诗歌，热情艳丽，对爱情、自然、异域风光，青春生活，充满了追求和憧憬。这在《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 （1830）和《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的诗作里有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
1834年，缪塞和女作家乔治桑爱情破裂后写下了著名的诗集 《夜歌》（1835～1837），反映出失恋后痛苦、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啊，女神！
生或死对我有什么关系？
我爱，我愿意气色苍白；
我爱，我愿痛苦；……
受过了痛苦，还应该再受苦；
爱过之后，就应该永无止境地爱。
正是这些痛苦的呻吟使他的诗作，被认为是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中最动人的诗歌。
《夜歌》中的这种痛苦情怀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其自传体小说《世纪儿忏悔录》 （1836）中有更加集中、更加详细、更加深刻、更加典型的表现。
小说主人公沃达夫 （一般认为是作者本人）怀着在欢乐场中遭到过失恋的痛苦，因丧父返回故里，认识了一位年轻貌美、性格温柔、心地纯良的乡邻知识女性——比莉斯 （一般认为是乔治桑的化身）。尽管这位女性是位寡妇，且又比其年长十岁，但这并不防碍两人相爱。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风暴雨：沃达夫对比莉斯的感情炽热而敏锐，常自寻烦恼地从她纯洁的过去中去寻找瑕疵。沃达夫一方面向她要求纯洁的爱情，但又不满足于这种爱情，甚至责备比莉斯不能像他过去接触过的放荡女人那样来爱他。面对着沃达夫这种恋爱的变态心理，比莉斯茫然不知所从。短短的半年时间时，这位号称“玫瑰花儿”的比莉斯枯萎了。她饱受精神折磨，但仍然不肯抛弃沃达夫，因为比莉斯理解对方因爱她而痛苦。最后，这对恋人准备离开那难免引起精神痛苦的故土园地，远走他乡去寻找归宿。途经巴黎时，沃达夫发现比莉斯与她的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同乡在精神上息息相通，心心相映。在一阵疯狂的忌妒和痛苦之后，他真诚地向比莉斯握手告别，独自登上马车离开巴黎。沃达夫感谢上帝，因为“由于他的过错而造成痛苦的三个人中，只留下了一个不幸的人”。
《世纪儿忏悔录》虽写的是爱情纠葛，但内涵深湛。主人公是一个患有“世纪病”的人物，作者概括和分析了这种“世纪病”的产生社会根源是：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主义幻灭的产物。他们觉得过去光荣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目前的社会又充满庸俗、自私和黑暗，令人无法忍受，却又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因此，在他们心中便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愫。他们彷徨天主，怀疑一切，最后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只好染上当时的社会恶习，以颓废纵欲的荒唐行为来打发他们的青春。这便是作者的所谓染上了“世纪病”的“世纪儿”所遭到的悲惨命运。沃达夫在爱情上的变态心理就是“世纪儿”情愫在恋爱中的表现。
书名之所以取名为《世纪儿忏悔录》，是因为沃达夫想把纯洁、善良、温柔、美丽、开朗的比莉斯当作医治他“世纪病”的救星，殊不知他患的这种“世纪病”，远非比莉斯的爱情所能医治好的。因为沃达夫已病入膏肓，他的这种变态的恋爱心理，正是其本身不可治愈痛苦的发作，结果既折磨了比莉斯，也折磨了自己，把他和比莉斯的爱情也葬送了。这就是沃达夫的忏悔，也是作者——缪塞本人的忏悔。所以，读者透过世纪儿的忏悔，既看出了当时年轻的一代对复辟王朝的不满，也悟出那一代年青人所面临的现实是多么地窒息人的心灵。
《世纪儿忏悔录》由于是以自传形式来表现，带上作者本身的感受，读者们阅读起来就倍感亲切，更添情趣。小说是一个忏悔的灵魂在自白。有人说：“这本相当富有戏剧性的小说，结构很艺术，笔调轻盈，色彩鲜明，并且充满了激情。”小说还以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著称，尤其是对沃达夫的变态心理刻划，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激情，这样就更加能够深入地表现沃达夫与比莉斯这类知识型人物的悲剧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察其心的了。
7。“过渡诗人”——戈蒂耶
戈蒂耶 （1811～1872）是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诗人。他从小极富才气，喜欢写诗，热爱绘画。早年思想激进，作为“欧那尼之战”的一员干将，他身着红衣亲赴剧场，为 《欧那尼》演出助威叫好。
1832年，戈蒂耶在《阿尔贝丢斯》诗集的“序言”里，提出了艺术至上的观点，认为唯有艺术才能给人慰籍。这一观点在1835年发表的《模斑小姐》的序言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使这篇序言成为唯美主义思潮产生的标志。在这篇序言里，戈蒂耶认为“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它本身的终点和目的，就是戈蒂耶的座右铭。这种艺术观在《模斑小姐》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实践。
小说描写一位姑娘女扮男装出外游历，希望结识一些男朋友并从中挑选出自己如意的情人。她以外型美作为爱情的基础，以感官享受作为爱情的目的。小说之所以如此描写，实际是小说“序言”里提的论点作论据的。虽然小说既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然在客观上，无疑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的正统伦理道德有很大的冲击。
作为诗人，戈蒂耶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 《珐琅与雕玉》（1852）。在这部诗作里，诗人运用高超完美的艺术技巧把生活中的一些普普通通的，甚至琐屑的事物和景象加以雕塑和加工，小巧玲珑，剔透优美。尤其是作者又常常以画入诗，以乐入诗，力求把光和色彩，音乐和绘画的视听效果集中于一首短小的诗歌之中，把诗歌压缩成语言图画或语言雕刻。诗集中的每一首，都是采用每行八音步、每节四行的诗体，念起来短促、响亮，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感。诗集里全是些写景、咏物和对自然美、人体美的反复吟咏。现引其
《白色大调交响乐》以示读者。
流传北欧的童话故事里常常讲到，古老的莱茵河上有天鹅美人，她们洁白的脖子弯成弧线，一边唱歌一边沿着河岸游泳。
或者她们栖息在枝头树梢，展开她们雪白的毛羽，还露出她们闪烁光泽的
比自身的茸毛还白皙的肌肤。
这一群美人里有一位
偶尔光临我们的家乡。
她那天生的缟素装束
犹如寒夜冰川上的月光。……
作者用各种白色的事物来比喻传说中的天鹅美人，就像用明暗不同的白色调画一幅画，又像同一乐曲的高低音符谱一首乐曲。
戈蒂耶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抵制了浪漫派诗歌里那种“自我”过度扩张和感情无限流露的倾向，以及当时“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潮。戈蒂耶的理论和诗歌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帕尔纳斯派”起了先导作用。据说，波德莱尔十分欣赏戈蒂耶的技巧，他把自己创作的《恶之花》题献给他，誉戈蒂耶是一位“无懈可击的诗人”。在十九世纪法国诗歌史上，他是一位转折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8。“怪才”——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 （1821～186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他和缪塞、戈蒂耶一起从浪漫主义而来，但又和浪漫主义异道而行。波德莱尔从一开始，其反抗总是与冷漠、沉寂同伴。他在诗歌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的诗，别具一番滋味，被称为象征派诗歌之祖。
波德莱尔六岁丧父，生母改嫁作他人妇。他与继父关系不融洽，矛盾很深。这样的家庭境遇，使其从小就养成忧郁、孤僻的内向性格。他反抗过，放荡过，穷困潦倒过，花天酒地过。他从1841年起，开始写诗，1851年后，埋头搞文学创作。
波德莱尔受爱伦·波影响较深。因此，他特别强调诗歌必须重视想象。他认为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相互感应。宇宙一切事物之间能产生“交感”。波德莱尔所写的诗篇和传统的浪漫主义诗篇有区别，成为具有新的特色的象征派诗歌。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却和浪漫派作家相同。
1857年，波德莱尔将自己历年所写的诗作编成诗集出版，取名《恶之花》。他在为这本诗集草拟的序言里，强调诗歌应将善与美区分开。诗人要求挖掘恶中之美。《恶之花》揭露了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也反映了作者低沉落寞的情怀。诗的内容，新奇怪异，想象丰富。将人的嗅觉、视觉、听觉沟通起来。波德莱尔把恶划入诗的范畴，将城市最阴暗的角落作为诗的题材。从内容到方法，都打破了过往的传统，在诗歌的领域里，开辟了新天地。正是基于此，所以，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9。浪漫派戏剧一瞥
法国的浪漫派戏剧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雨果为首的年青一代剧作家，同古典主义戏剧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雨果的 《克伦威尔序言》像一记春雷轰动了法国戏剧界，大仲马热情响应，称这一事件为“文学的阿美利加。”1830年《欧那尼》的演出成功，法国浪漫派戏剧从此得到公认，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雨果成为浪漫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以其创作实绩，摧毁了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的统治，并控制法兰西舞台十几个春秋。被称为“法国莎士比亚”的缪塞，以其《罗朗萨其奥》具有“莎剧风格”而雄据剧坛。大仲马、维尼等人也不甘落后，也以其创作实绩壮大浪漫派戏剧的声威。
维尼在法国浪漫派剧作家中，他以写作态度严谨，重视艺术形式著称。维尼的戏剧代表作是 《夏特东》（1835）。这是一出三幕剧，剧本以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为背景，故事发生在伦敦。
主人公夏特东是位诗人，他十分贫穷，一身是债，他寄居在富商约翰·贝尔家里，对生活已是十分绝望，唯一支持着他的，是他心里爱着贝尔的妻子吉蒂。他外出散步时遇见昔日的同窗好友，其中一个是市长的亲戚。他原想躲避他们，他们却找上门来。贝尔原来瞧不起夏特东，这一来便敬他三分。市长亲自来找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