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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反对旧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宗教，矛头对准旧的文学和国粹自是历史必然。于是，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爆发了。文学革命既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与外国文艺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
向欧美学习，成为当时一些有志之士的共识。他们认为国人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这厚，人为地把自己与世界相隔离，有如陈独秀所说，是“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抗“渐趋一致”的“共同原则之精神”，“锁国”而非“世界的”。因此，他们认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疑段字之误）？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思潮之轨？”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实际上主张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系，给中国文化以准确地定位，然后向西方学习，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难者常常有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翻译、理论介绍方面，针对它们理解的中国文学，译介相应思潮，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传入与确立
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欧美文学对发难者有深刻启示。胡适在美国留学时，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诗歌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形式上追求具体性、口语化，对国内文坛上颇为适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头一炮。该文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为避俗字俗语。”这八条，除第一条讲文学内容外，其余七条全都侧重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变革，意象派重视诗歌形式变革一脉相承。由此，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有力地催动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有趣的是，晚清时期盛行的进化论，这时仍被作为思想武器，应用到文学革命上。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代替的原因，在于“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由此，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号召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所依据的文学蓝本依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如左拉、狄更斯、王尔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认为他们对欧美文化的发展与科技进步都作出了不朽贡献，期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文学巨匠，为文学革命，进而为政治变革开思想之先河。
如果说陈独秀只有良好的文学革命愿望，胡适只注意到文学革命的皮毛之变，两人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建设新文学的话，那么，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文学革命实质性的突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
‘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从欧洲关于“人”的三次发现谈起，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指出西方和俄国一些作家同是反映人生，却与我国旧文学不同，因为他们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的这套观念，完全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直接承受了日本文坛上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对文学内容作了历史唯物论的解释：“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总之，“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周作人：《思想革命》）
至此，欧美文学在理论上的影响已初告一段。这种影响是全面的，包含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分歧。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写实派与受人道主义影响的浪漫人生派，都借文学革命之机，在文坛上流行、较量，暗示着今后文学发展的消涨沉浮与悲欢离合，这其间的接学与形变饱含了历史的兴衰与辛酸。
文学革命初期的这种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新青年》成为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当时曾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王尔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剧本。特别是1918年6月出版的“易
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曾起了很大作用。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和宣传易卜生主义更是成为风气。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曾经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入手，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即认为凡是外国著名作家的著作都值得译介，一般译作和报刊也往往顺应“去旧迎新”的社会心理，不问倾向，只管介绍，其规模之大而混乱，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如，国别方面，《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号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作家方面，有“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太相关的哲学思潮也先后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依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国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试验、信仰。
同理论接受一样，新文学先驱者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如潮的观念面前，他们力求做到从时代的社会的需要出发去检检、选择外来的东西，而且真正的中国发生重要影响的外来思潮和创作方法，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形变过程。
文学革命先驱者对于译介外国文学，有明确的取向。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要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学，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要介绍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沉雁冰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指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所以一时间便觉得中国翻译的小说实在是都‘不合时代’。……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他还拟定了一个包括欧洲20位重要作家的43部主要著作的目录。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也说：“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
外国文学译介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新文学，在创作成就上有足以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杰作。由于译介目的明确，先驱们翻译的作品从文学倾向上看，大致也有两类：社会写实派与浪漫人生派。社会写实派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它们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映国民呼声，认为文学应该起到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作用。浪漫人生派主要是受到“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影响，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其自身，文学应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强调表现“自我”和感情的自然流露。虽然倾向有异，但其基本方向却是一致的：摧毁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这两种倾向的产生，是各种西方思潮与作品经过中国现实的筛选而显露出来的。后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及发展，更从理论和创作上把这两种倾向凸现了出来，产生了中国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实绩。
欧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
对新文学的影响
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并竞办各种文学刊物。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译介外国文学成就最突出，所受影响也最深。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的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基于这种文学观念，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他们十分注重俄国近代文学和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这与当时的历史潮流相关。当时的俄国政治经济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十月革命，它从农奴制的封建帝国一跃而成为人民作主、经济发达的苏维埃强国，很是引人注目，俄国文学追求相关。他们重视文学的积极功能，希望通过外国文学的介绍而对我国社会、人生的改造起到推动作用。当时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主义也已退潮，现代主义正在兴起，但他们并没有赶潮流，认为“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 （沈雁冰：《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
在文学研究会成员看来，俄国近代文学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表示着对于黑暗专制统治的强烈反抗。它的特点是养成民众的长期抗暴精神，是教化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他们认识到俄国社会因着这种文学而变更一部分思想，因此把他们介绍进来，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因为这种文学而变更其平时陈腐虚伪的思想。可见，他们介绍俄国文学，一方面是为了建设新文学，另一方面是想借用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反抗精神来唤起民众觉悟，与黑暗相抗争。
正是出自同一目的，他们也非常重视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因为这些民族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我国国情更相仿，它们的文学也更符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认为：“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劝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他们的译介动机就是希望国人从中认识被压迫的可悲的处境，要求真正的公道与正义，追求社会和人生的光明。
新文学先驱在引进外国文学理论时，囿于历史局限，还没有能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严格区分，常常混同使用。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引入，能打破新文学的贵族倾向，使它关注人间的黑暗与痛楚，与人生紧紧拥抱。“自然主义，经过了科学陶成的文学，以冷静的理智，求自然底（的，下同）真；以客观的事实为本位，渗溶作者的理想于事实之中；抛弃空想的精神界，而注重物质方面，无技巧的表现现实，作心理上与生理上的科学描写，所以注重观察自然，而加以解剖，其结果必使描写黑暗、龌龊底真象，注重个性与周围的描写，而为文学辟一新国，风靡全欧！自然主义的作品使人们由现实见出真理，由客观的事实产生感情，比较空想的和教训的作品何如呢？”（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