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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诗平实而缺乏想象力、冲淡而感情不强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受到强烈批评。《诗之防御点》是这种批评的代表作，成仿吾在其中指出：“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而不是关于他的理智的报告。”强调感情的作用，反对抽象的说理，正是欧洲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特点。成仿吾以此作为武器，对假惺惺的人道主义新诗做作的哲理诗和平实的小诗，做了毫不留情的抨击。成仿吾称他们是“野草”，毫无想象力与节奏感。他明确提出：“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除了想象与音乐，我不知道诗歌还留有什么。”
郭沫若的《女神》是这个时期的天才之作。它浸淫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郭沫若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十六十七世纪泛神论哲学那儿吸取了泛神论思想，认为“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在他的笔下，自然山川，草虫鱼木、风雷电雨等都成了人格的神灵， 《女神》的奇特想象于是震撼了新文学。而表现方法上，拜伦的狂放不羁，华兹体斯的细腻多感，雪莱的深刻雄浑，则巧妙地融合在郭沫若的诗歌之中。
郭沫若的《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诗词旧形式的堤防，成了后人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后人再也没有写出这种神功之作。。为了使新诗内容与形式严格结合和统一，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上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应运而生。他们强调“理性节制感情”，提出了“和谐”与“均齐”两大审美原则；注重格律和想象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大主张，强调了诗歌的节奏、想象和形式的重要性。在探讨中，他们充分借鉴了西洋诗歌。他们引进了西洋商籁体 （sommet，十四行诗）与无韵格律诗，徐志摩、闻一多国外的游学，更使他们对西洋诗歌有深入了解。虽然他们在探讨中有一些人盲目搬用西洋格律的音乐规则，忽略了中西语言的本质区别，遭到了失败，但其努力是功不可没的，它有力地纠正了由于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创作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向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更是新诗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明证。李金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本世纪20至40年代在欧美盛极一时的后期象征主义，以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为代表。题材上，它转向大都市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面，打破了先前浪漫派末流风花雪月的旧框框；手法上，它发展了“对应论”，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主张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常常采用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等表现手法。
李金发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羊》是代表。如《弃妇》一诗：“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在时间的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这一连串形象都有着共同的感情色彩：“隐忧”与“烦闷”，从而暗示出诗人对社会的怀疑与不满。不过，李金发的创作实践是不成功的，感觉世界过于狭窄，感情上有颓废倾向，句法欧化，中间夹杂文言叹词语助词，很难得到读者赞同。
这个时候，随着无产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领导地位的日益加强，对无产阶级表现的要求也受到文坛重视。苏联文艺界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时传入中国。蒋光慈的《哀中国》、《新梦》集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它适应了时代与读者的审美需要，在日益倾心马克思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广大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新诗短短十年间的发展，从形成解放，中国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最后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经这了欧美诗歌发展约一百年的过程。显示出新文学先驱者们强烈的开放意识和求学心态，在创建新文学过程中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虽然这种接受有囫囵吞枣之嫌，但为中国文学迅速应合时代潮流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这种极短时间内重温欧美文学史的特点在其他各体文学、其他时段中也不一例外地出现，成了中西文学交流的重要特征，值得人们深思。
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富有生机、最体现了时代特色，同时又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中国现代小说了。在中国，小说向来是不算文学的。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之类被称为“闲书”，是供人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直到清末，梁启超等人才将小说的作用与改造民族灵魂，重塑民族性格相联系。到了五四时期，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小说观念有了突破，小说人物、题材、主题与表现手法、结构方式、叙事方式等都出现了全方位的拓展与更新，成为当时文坛上最为活跃的体裁。
胡适界定短篇小说时提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论短篇小说》）他们举的小说范例中有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莫泊桑的《二渔夫》，认为它们都能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叙事畅尽，写情饱满，把普法战争中法国兵败以后的种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国古代虽有小说之名，但因运用文言，又不注重结构，叙事直铺而来，写情不尽，也就不能符合时代要求了。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指出，小说家首要素质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托尔斯泰以“上帝与爱同在”为归宿，自创一新的宗教世界。笛福以反抗旧社会为宗旨，构筑了一个“人有绝对的独立生活力”的新世界。雨果小说破坏“一切制造罪恶的法律”，虚构一个“以天良觉悟代替法律的新世界”。王尔德于“爱情真谛”之中，塑一“永远甜蜜”的世界。左拉小说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开辟了一个“忠厚善良”的世界，而中国小说，如《荡寇志》之流却乃胡闹之作。究其原因，在于中西小说观念的差异。最后，刘半农引用美国学者樊戴克有关言论，认为作小说要“以诚实之心对待文学与人类”，不“贸然以道德问题与小说相涉”，以理想观察世间万物，明情了象，探求人类之真际。
新小说作者和理论家是以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为攻击对象的。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旧小说的一切弱点与恶习，格调低下，内容粗俗，专以揭人隐私、攻人缺陷为能手，以游戏人生、玩弄文学为主旨，迎合低级趣味的市民气息，严重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这些作品，虚伪做作，从主观或道学出发，胡编乱造，把文学作为游戏。在描写手法上，它们使用的是味同嚼蜡的记帐式叙述法，归结到一点，即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因此，文学观念的更新已是势在必行。
自然主义的介绍及讨论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前面谈到，早在1920年，沈雁冰就提出要从翻译“写实派、自然派”做起。在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看来，西欧文学发展的历史，遵循着由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再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依次演变过程。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则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因此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这与当时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状况相吻合。加之当时对旧小说的认识：“不论新派旧派小说，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了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缺了目的。这两句话光景可以包括尽了有弱点的现代小说的弱点。我觉得自然主义恰巧可以补救这两个弱点……”（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茅盾等人理解的“自然主义”并非我们目前所说的19世纪后期兴起的自然主义。它包含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方面，他们的指称是十分含混的。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与人生有着深刻体验和精细观察，作品描写细腻真实，饱含激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而左拉、龚古尔兄弟等人提倡的自然主义，受孔德实证主义和丹纳人种、时代、环境文学三要素的影响，提倡对事物作精细刻划，强调生物学中的遗传因素甚至病理因素的决定作用，忽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具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
当时文坛上对于自然主义介绍的攻击大体集中在我们时下所说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所主张的纯粹客观描写容易把人生弄成死板表现，而忽略了个人生命力的一面；它先入为主地断定人生丑恶，然后搜罗材料印证；它依据的是机械的宿命论思想，对青年可能产生毒害作用。茅盾认为，这些观点固然都不错，但是中国文学目前必须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娇枉过正，才能向前发展。而宿命论思想毕竟只是自然主义中的一种思想，与自然主义手法并非一码事，况且它也本身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并非自然主义者杜撰出来的。
茅盾认为，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学可资借鉴的有两种：一是“实地观察”，“专记连续的许多动作的‘记帐式’的作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写法，只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法方能慢慢校正。”二是“研究社会”，只有对社会作深入研究，“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否则，恐怕没法免去内容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均见《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见，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对欧美文学的译介是有很强针对性的。这些论点，对于问题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浪漫主义理论这时对中国小说也有很大影响。郁达夫是初期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他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然有了这一强的个性，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自己的体验。”所以，作者的生活应与艺术连成一体，而作者的个性是断然不能丧失的。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作品自叙色彩甚浓，富于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与感伤忧郁情调。它以大量笔墨对笔下人物作了大胆的自我剖析，抒发了作品主人公对所受异族歧视与黑暗社会的苦闷、愤懑的感受，甚至流露出颓废自我的情绪。
浪漫主义小说诸家还有一种倾向，表现灵与肉的冲突。这一类题材是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和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常出现的主题。传奇文学大多表现骑士为了求得贵族小姐的爱情，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宿愿；而浪漫主义文学则集中抨击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常常以大胆的行为，针锋相对地宣传纵欲主义，其结局往往是爱情战胜一切。但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常常以婚姻解放，恋爱自由作为反抗旧社会的手段，他们所说的“灵与肉的冲突”也在浪漫情调之中带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周作人评论《沉沦》时就说：“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虽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即在于此。”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描写的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是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黑夜沉沉如铁，苦闷、飘零的灵魂在天际旷野中游荡，看不到一丝光明与希望，心中所剩的唯有颓废与感伤。
浪漫主义小说中的这类主题还与受到弗洛依德的影响有关。周作人依据当时在我国有一定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子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