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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很大的影响。
（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
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
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
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
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
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
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
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
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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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疑经而不敢强通”。
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
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
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
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
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
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
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
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
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16岁入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
①
举大义而已”，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通
②
五经，贯六艺”，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
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
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
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
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
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
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和的好学风，都是值得肯
定和发扬的。
3。汉代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1）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
①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 （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 （今河北
景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他以“三年不窥园”的精
神，攻读儒家经典，成为今文经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当时群儒之首，有“汉
代孔子”的美称。景帝时，由于他精通 《公羊春秋》而被立为博士。武帝时
招纳贤良，在廷试中，董仲舒才思敏捷，文思独特，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义，鼓吹儒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从矣”。汉武帝看后，欣然在奏牍上写了一个“可”字。《汉书·董仲
舒传》评价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
仲舒发之。可见是董仲舒奠定了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教育理论基础。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后汉书·张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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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因与权丞公孙弘意见不合，被排挤出京任相胶西王，不久即辞官返
回故里，以授徒讲学为业。董仲舒的学生很多，他常采取“下帷讲论，弟子
传以久次相 授业”的特殊教学方法。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一是《春秋繁露》，根据“公羊派”来解释《春秋》
的微言大义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社会政治，又发挥了《易经》的阴阳学说，结
合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解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天人感应”
的学说，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新体系，为当
时的政治服务。他的另一本书是《董胶西集》，其中收录了著名的“三对策”，
该书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
董仲舒的书后来流散不全，今存的《春秋繁露》有82篇，反映了董仲
舒的基本思想。
②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核心
是将汉代政权神化。他宣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
常经，古今之通谊”（《对策三》），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受命之君，
意之所予也。他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这
样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显然，神化君权的目的，是为了统治阶
级更好地统治人民，巩固统一的政权。
董仲舒为了强化他的政治主张，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学说，使得先秦
儒家的原始思想蒙上了神化的面纱。他把“仁”和“三纲”都归诸天道，是
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社会秩
序神圣化、绝对化。他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实现的，而
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又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
性尊，阴性卑；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又对阴阳五行解释
道：“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故五行者，乃孝
①
子忠君之行也” 。这种将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拼合的观点，使得儒家的等
级制度和人伦关系笼罩上一层“天意”的神光，为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礼
教”即政权、父权、夫权等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效法“先王之遗道”来“奉
行天意”。他虽发挥《春秋》中的“三世”之说，“有道可以伐无道”，可
以“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但是对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
教化、习俗、文义等则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
易道之实”，这与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董仲舒的这
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符合“天道”。否则会违
反天意，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一种维护统治政权的思想理论，一直统治中国
达两千年之久。
① 《繁露·五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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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中是以儒学为主，以刑法为
辅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教育，把教育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工具，要“任德
教而不任刑”。董仲舒在他三篇对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内容是
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都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认为“专以刑法欲以制治”，统治
是不能长久的，必须实行“教化”，要尽力“行道”，达到“德日趋而大有
功”的结果，才能巩固统治。他说：“圣人之道不能独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他认为，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所以王者的
职责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要“以教化为大务”，把“教
化”当作“为政之本”。他又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论道：“夫万民之从利
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可见，董仲舒的教化思想
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兴办教育的。
董仲舒认为治理人事不仅要“求贤”，更重要的则是“养士”，“夫不
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主张设立学校，培养贤士。
而养士之法又以太学最为重要，“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
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
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兴办了
太学。
董仲舒又认为当时的吏治有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
升官办法不满，认为这种选官办法根本不能选举贤才。于是他建议“使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释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然后通
过试用，以便“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心
求贤，不致埋没天下贤士。
董仲舒认为，兴太学和重选举这两项措施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如
果思想不统一，那么仍然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指出，“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是他的
“独尊儒术”的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取代
了汉初的道家思想，成了以后各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的兴太学、重选举以及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均为汉武帝所
采纳并实施，不仅影响了两汉的教育，而且对以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④论人性、教育对象及作用。关于人性论，早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
子的“性恶论”，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阐发。董仲舒则糅合了孟子、荀子的
观点，将人性论神学化，他认为，人受命于天，那么人性则从天而来。因为
“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所以“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又把
人的性情比作天的阴阳。他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地有阴阳也。”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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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即善，情即阴，即恶。阴附于阳，情附于性，所以“情亦性也”。既然
情也是性，那么性中有善也有恶。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性善恶论。
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如果“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
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意思就是，如果民
情已经善了，那么君王还要接受天命干什么呢？他认为性只是质材，人有善
质，但他本身并不能说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性具有善的这种质材，
在受到教育之后，这种性善的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在 《繁露·深察名号》
中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
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
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
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他的观点强调教化的作用，显然比孟轲的观点要进步。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
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有仁无贪，
是善的。“中民之性”是“两具仁贪”，善恶俱有，而“斗筲之性”则有贪
无仁，这类人的性完全是恶的。所以圣人是不需要教化的，他的性是善的，
社会的“善”的标准和内容也是他们代天制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