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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
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 宦官制度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
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当你初生时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我不忍心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直到死于黄泉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佑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
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