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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当权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囗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荒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四 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在这种断头政治和这种纵容贪污的社会条件之下，上世纪（十五）遍地爆发的抗暴民变，进入本世纪（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国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规模的暴动。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扑灭，有些则战斗数年或数十年。如汤麻九集团，占据孝丰（浙江安吉）一带一万余平方公里，达二十余年。徐九龄集团，占据建昌（江西永修）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三十余年。陈阔口集团，占据下历（江西定南）、和平（广东和平）一带二万余平方公里，达四十余年。这种长期的跟明政府对抗，组成国内之国的现象，是大黑暗时代中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和断头政治特有产物之一。
我们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动，列为下表摘要的加以说明：
刘六集团发生在河北心脏地区，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们分成数个支队，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游击战，大肆杀戮贪污官员和被称为“乡绅”的大地主。
他们在初起事时，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过宦官张忠向皇帝请求赦免，张忠要白银二万两的贿赂，才肯保证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刘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万两，刘六集团无力缴纳，虽经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凑足。一五一一年，剿匪总司令（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兵）马中锡，派人招降，态度十分诚恳，刘六深为感动，决心归附，但他的弟弟刘七说：“现在宦官当道，马中锡自保都不容易，他怎么有力量实践他的承诺？”刘七的判断十分正确，马中锡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锦衣卫诏狱。
朱寘钅番是一位亲王，他本身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
事变发生那一年，刘瑾派他的摇尾系统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地区测量耕田，征取马匹及追缴人民历年所欠的地租。连年旱灾，人民早都成为赤贫，但周东仍然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后来更牵涉到军中屯日战士和低级军官，军民的愤怒一时爆发，拥戴朱寘钅番当领袖，发动军民联合的抗暴行动，包括周东在内的贪官酷吏群，全被砍头。
朱宸濠也是一位亲王，他的叛变目的跟朱寘钅番不同，只不过想当皇帝而已。
但他的叛变行为，却是贪污的产品。他利用巨额的贿赂收买宦官钱宁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陆完。朱宸濠的父亲因为作恶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亲王府的守卫撤销。在钱宁、陆完的建议下，朱宸濠获准恢复，他就用这支警卫军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结果因阳明学派创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后路而迅速失败。
最奇异最悲惨的是杨金英集团。她们都是美丽的妙龄少女，充当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宫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时候，把绳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图把他勒死。
可是她们太紧张了，竟打了一个活结，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后，误以为已经死了，就急忙逃走，却不知道绳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苏醒。杨金英集团在意料中地被残酷地处决——磔死。宫廷的事，肮脏恐怖而秘密、没有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要杀朱厚囗。但我们可以判断，无疑地由于仇恨，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们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杨金英事件是中国宫廷第二次透露出来宫女对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纪九十年代，张贵人谋杀晋帝国皇帝司马曜），也显示明王朝宫廷的黑暗，更甚于其他王朝。
（口孛）拜当过宁夏军区的高级指挥官，早已退休。宁夏军区司令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
“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 倭寇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
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国富商积欠日本商船队的货款日多，最多的达一万余两，少的也有数千两。日本人不断讨债，那些富商使出种种推拖手段，等到实在推不下拖不下时，就索性逃得无影无踪，明政府对这种骗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队吃了哑巴亏后，只好转而委托有声望绝不致逃掉的“乡绅”，想不到乡绅的手段更为毒辣，积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队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岛屿坐索。乡绅们大为烦恼，最后想出了砸锅补锅妙计，他们警告地方官员说：“倭寇为患，不是突发的，有它的历史性，现在又横行海上了。听说他们杀人掠财，无所不为，如果不早日扑灭，恐怕有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跟乡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果然出动军队，要把讨债的日本商船队当海盗进剿。乡绅却适时地向日本商船队透露军队出动的消息，教他们逃走。日本商船队十分感激他们的照顾，欠债就更多起来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诈欺花样，日本商船队被愚弄了二十余年。最后，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队的忍耐达到饱和，就占领了若干岛屿，誓言得不到债款，决不回国，中国如果用武力对付他们，他们就用武力对抗。
乡绅们发现法宝已不灵光，只好请明政府的军队真的向日本商船队攻击，日本商船队早已准备妥当，从本国带来的武装部队，即登陆应战。并把那些进剿的明政府军队击溃，索债军跟在溃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于是战斗蔓延三省：
浙江、福建、南直隶（江苏省）。日本正当的贸易商人，遂被迫变成“倭寇”，他们因对明政府官员和奸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愤怒加到所遇见的无辜的中国人身上，所到之处，备极残酷。
这场灾祸历时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将领戚继光，才把已失去索债初意，全成为海盗的日本最后一支突击部队，在仙游（福建仙游）消灭，倭寇才告平息。中国为那些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死亡和广袤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区全部残破。——仅杭州一城，日本所杀的中国人的血，就汇流成河。
六 北方外患及和解中国东南地区倭寇的灾难正严重时，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于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后，向西方撤退。蒙古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经过无数次流血火拼，到了上世纪（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仅七岁，名叫巴图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国第二十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的六世孙，被各部落拥立，号称达延汗——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国可汗的谐音。
这位达延汗年事渐长，发挥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统一。在完成统一工作的过程中，他专心对内，中国边境得以保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平静。这个中兴的蒙古帝国，恢复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铁木真攻击金帝国前的初期版图。
但是，巴图蒙和到底不是铁木真，他没有力量并吞中国。而他的组织才能也只限于他在世之日。本世纪（十六）四十年代，巴图蒙和逝世，帝国立即瓦解，分裂为下列四部：
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鄂尔多斯部酋长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俺答尤其强悍好战。他们都是达延汗巴图蒙和的后裔，在巴图蒙和在世的末年，便开始向中国侵袭。四十年代后，更变本加厉，经常攻破长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凉（甘肃平凉），烧杀掳掠，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的边防军无力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腐败的政府不会有能作战的军队。
一五四六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三边指长城三要塞：固原、宁夏、延绥）计划把鄂尔多斯逐出河套，把国防线从长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黄河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议训练精兵六万人，再加上使用当时最新式火枪的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携带五十天的粮秣，水陆两道同时出发，向河套扫荡，焚烧牧草和蒙古人积存的粮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后，敌人被饥饿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后就在阴山跟黄河之间，修筑新的防线，可以一劳永逸，并且使土默特部有后顾之忧，不敢东进。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边疆将领中从没有一个人为我分忧。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规模壮伟，国防部为什么迟疑不决，拿不出主意？”下令先发给曾铣白银二十万两调度使用。曾铣深庆他遇到盖世英主，积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