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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年，将近60岁的笛福创作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行》，获得极大成功。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启发了笛福。1740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克与船长争吵后自愿要求留居智利之西一个荒岛上，四年半后才被过往船只救走。斯梯尔在他的报刊《英国人》上刊载了这个故事。笛福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参考当时众多旅行书，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以入情入理的情节、细致的细节描写进行创作，仿佛是亲历者叙述真实的事件，没有虚构感，赋予这个冒险故事丰富的意义和无穷的魅力。
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鲁滨逊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离家出走去海外经商。他被摩尔人的海盗船俘获，在几年奴隶生活后逃脱到巴西，当上了小种植园主。为增加劳力，他去非洲贩运黑奴，途中航船遇难，鲁宾逊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无人的荒岛。小说的第二部分写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这是小说中被人们广泛阅读的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鲁滨逊很快战胜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工具和残余食物等，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努力。他建造住所、猎取食物、种植谷类、驯养山羊，努力接近文明生活。在第23个年头，他从来岛上举行人肉宴的土人手中救出一个土人俘虏，为他取名星期五，得到一个忠实的奴仆和朋友，最后终于搭乘一艘英国商船离开荒岛。小说的第三部分记述鲁滨逊以后的一系列冒险。他成为巨富。仍不停地航行经商，他住过荒岛人口大大增加，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之邦。
鲁滨逊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英雄，有信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不安现状，总在行动、在追求。他有勇气和意志去面对苦难，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拆不挠的毅力。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做成一只独木舟，却无法下水，他又开始重建。他努力求生存，更努力地求发展，渴望新生活，他行动的动力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渴望。他是自然的征服者、劳动者的创造者，也是野心勃勃的资产者、殖民者。
在小说艺术上，《鲁滨逊漂流记》最大的特色是真实感和生动性。笛福对鲁滨逊岛上活动的精细描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作者又写了关于鲁滨逊故事的第二卷、第三卷，都大为逊色，特别是第三卷，充满议论，不象一部小说了。
笛福的小说属于流浪汉小说类型，叙述人物通过冒险达到顺境的经历。
《摩尔·弗兰德斯》（1722）是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摩尔是女贼的女儿，生在狱中，由一个好心人收养。长大后她受人欺骗，经历多次婚姻，在生活无靠情况下，沦为娼妓、成为窃贼，被流放到美洲，但最终获得幸福婚姻。一个处在邪恶冷酷社会中的弱女子，不得不用原始的手段来寻求活路。通篇以摩尔率真、坦白的口吻叙说，让人感到应该受谴责的是社会。《辛格顿船长》（1720）、《杰克上校》（1722）和《罗克萨娜》（1724）都写人物命运的起伏。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力图致富，但社会环境逼迫他们采用犯罪或冒险行为去实现愿望。清教徒的道德感促使他们进行道德反省、产生悔恨，真诚地决心向善，但现实不久又改变他们。笛福真实地描绘出处于急剧社会变化中人们道德价值观上的困惑。
笛福反映生活的写实、逼真性在他的《疫年杂记》（1722）、《骑士的回忆灵》（1724）中都表现出来。在《疫年杂记》里，他鲜明地描写了1665年伦敦瘟疫造成的恐慌，笛福在瘟疫蔓延那年只有五岁，他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想象而并非记忆来创作的，但描写真实，仿佛是目击者的现身说法。
笛福从新闻写作与时事评论转向小说创作，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为基础。他以写实的态度，浅显通俗的文风，写出了反映现实、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作品，被看作“英国小说之父”。约拿生·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家境贫穷，依靠亲戚帮助，进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成为退休外交官威廉·谭普尔爵士的秘书。1695年，他加入教会，在北爱尔兰吉尔鲁特教区当牧师。1697年，他写了《书的战争》，参与文坛上激烈的“古今之争”。斯威夫特接受了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倾向于古代作家，在他假托伊索之口的寓言中，把古代作家比作蜜蜂，向自然采撷酿蜜。《桶的故事》（1696）讽刺了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作品主要部分是一个寓言，代表基督教的父亲遗给三个儿子每人一件外衣，分别代表天主教、国教和清教的三个儿子锁起父亲的遗嘱 （指《圣经》），更改起外衣（代替基督信仰）。两个弟弟感到后悔，想恢复外衣原来的式样（暗示16世纪宗教改革），二弟马丁（国教代表）想取下外在饰品，保留服装完整，而三弟杰克 （清教代表）在清除过程中损害了外衣本身。斯威夫特讽刺了各种教会派别，在他早期作品中，已表现出幽默、讽刺才能。1710—1714年，他为托利党服务，编《考察者报》，写政论。他与当时著名文人艾迪生、斯蒂尔、蒲伯等人交往，加入“马相纳斯·史克利的列瑞斯俱乐部”。1713年，斯威夫特在托利党失势后从伦敦回到爱尔兰定居，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终生。
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从于1720年开始，斯威夫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攻击英国的殖民政策，成为受爱尔兰人民拥戴的爱国志士。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假托布商之口，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伍特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一个温和的建议》 （1729）是斯威夫特这时期小册子中最辛辣也最著名的作品。面对爱尔兰普遍的贫困，有人建议准许法国来募兵，有人建议移民到澳大利亚为仆，愤怒的斯威夫特则以“反语”建议把儿童养肥，作为富贵人家的美味佳肴，人皮可加工为手套、皮鞋，发、骨也有销路，唯有此法才能解救贫穷的爱尔兰。作者始终以一本正经的态度提议，正是这种表面的平静让读者倍感现实的冷酷残忍，激起心中的愤慨。斯威夫特一生写了不少诗，在《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739）诗中，他表现出为爱尔兰自由而努力的自豪心情。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创作大约开始于1720年，出版于1726年，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英国医生格列佛的航海飘流旅行记录。“羚羊号”商船上的外科医生格列佛因船触礁，飘流到利利浦岛岸边，被成千的六寸高的小人俘获。岛上的万物只是现代世界的缩小，显出了荒诞、讽刺意味。国王只比臣民高一指甲盖，却以宇宙统治者自居。大臣显贵们以他们在离地12寸的绳子上跳跃表演的本领来获取职位。小人国里党争十分激烈，因鞋跟高低而分为势不两立的高跟党和低跟党。宗教纷争同样激烈，因吃鸡蛋时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分成了彼此对立的两个教派，不仅引起长期内战，还引起与邻国不来夫斯古的长期战争。作者对英国国内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竞争、天主教与新教宗教纷争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巨人世界看人世间的纷争是如何琐细无聊、荒唐可笑。
格列佛离开“小人国”后的第二次旅行到了布罗丁奈，这里的居民的身高是他的12倍。格列佛被作为玩物送进了宫廷，他向国王夸耀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国王则加以质问和抨击，认为英国的历史是“一大堆的阴谋、混乱、谋害、屠杀、摧残、革命和欺骗”，作者借此对英国政治的腐败和战争的残忍加以谴责。大人国里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国王贤明而正直，法律利于民，改良民生的实学受到重视。
格列佛的第三次游历来到飞岛、巴尔尼巴比、巫人岛等地。飞岛拉皮他上的国王和贵族整日沉思默想。巴尔瓦巴比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里的研究更是荒唐，科学家们研究从黄瓜提炼阳光，自上而下地造房屋，把大理石软化为枕头等项目。巫人岛的总督精通魔法，召来鬼魂，格列佛得以与古代圣贤交谈，发现史书上对事实诸多歪曲。这部分内容比较驳杂，讽刺了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英国的各种制度。斯威夫特把英国国会对照于古罗马之老院，称国会“是一群小贩、扒手、强盗和莽汉的集会”，认为达官显贵们是靠“变节、压迫、贿赂、欺诈、诱奸以及其他类似的肮脏行为”获取高官厚禄的，哀叹数百年来人的堕落。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来到“慧骃国”。慧骃是马形的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友爱、节制、勤劳、生活在宗法制社会里，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豢养的畜牲人形的“耶胡”，贪婪、凶恶、嫉妒、淫逸、好战，有着人类的一切劣根性。格列佛与楚慧骃交谈，讲述英国的社会情况，遭到他们的否定。格列佛想终老于楚慧骃国，但被逐出。
《格列佛游记》以幻想性的情节，对英国18世纪初期的整个社会，从政治、宗教、法律、军事到科学、哲学状况，都进行了讽刺、批判。在批判中，特别是在最后一卷，作者透露出悲观恨世情调，格列佛回到英国看到他的亲人、同伴，因联想到“耶胡”而感到难以忍受。但斯威夫特并不是一个厌恶人类的人，他描绘人的恶习、弱点，但依然有悲天悯人的人物，说“我想尽我的绵力来使英国的耶胡们的社会变得好些……”。
如果说笛福的小说力求形神的逼真，那么斯威夫特的小说则把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尤有童话色彩。他充分发挥想象，虚构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与场景、情节，但始终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我们在格列佛的奇异旅行地中，看到的总是英国社会的反映。小说对讽刺手法的运用非常杰出，有善意的幽默、有辛辣的讽刺、有刻薄的嘲弄，象征影射、反语、夸俗、对比等，比比皆是。斯威夫特作为古典主义者，具有语言上的高度修养，他的文学简洁清晰，准确有力。
第二节 中期
一 叫人伤感的说教者—理查生
到18世纪中期，长篇小说作为主导的文学体裁确立起来，从生活的反映面到艺术技巧都达到新的阶段。
塞缨尔·理查生 （1689—1761）出身细木匠家庭，十五六岁就开始在印刷店作学徒，利用闲暇自学。经努力他终于成了生意兴隆的出版商，开设印刷厂，当过书业公会的理事长、五室印刷人。他应书商之约，写《模范尺牍》，“用通俗的文笔，为自己不善写信的乡间读者们作参考之用”，不仅提供人们可参考模拟的尺牍范本，也进行训世说教。尺牍内容复杂，其中有些书信谈到某家的女儿在外雇工，雇主企图诱惑她，父亲致书女儿，女儿接受父亲的劝告，准备辞工。理查生把这个情节发挥为一系列信件，发展成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题是“美德有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年轻女仆帕米拉·安德鲁写信给父母和两个朋友讲述在东家的经历。少主人B屡次欲诱惑她，她坚决的拒绝并离去，B仍纠缠不休。帕米拉的美德终于使B产生了真爱，决心娶她为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理查生把帕米拉作为美德和正义的化身。她对B的抗拒，出于一种“女德”，也是出于对自己尊严的维护。她在给父亲信中写道：“……可以看出穷人是如何受骄傲的阔人的轻视！但是我们是平等的，许多绅士们夸耀他们的门弟，其实未见得象我们的身世清白。——这些骄傲的人一定是从未想到人生如何短促，尽管荣华富贵，总有一天他们须和我们立于平等地位。哲学家说得好，国王的骷髅与穷人的骷髅并无两致。再说，他们不知道，到末日，最富有的王侯与最贫穷的乞丐都要站在同一个伟大的裁判者面前……”。这种搀杂宗教色彩的平等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典型的心态，他们要求与上层社会的人士平起平坐，而政治要求又与清教观念揉合在一起。在帕米拉的故事里，包含了基督徒摈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的清教道德观念，即常见的抵御诱惑的主题。资产阶级清教观念中既有进步、真诚的一面，也有虚伪、功利的一面。帕米拉的美德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报偿，似乎也成了商品，当时便遭致菲尔丁的嘲讽、戏拟。《帕米拉》是第一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