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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最著名的历史剧，一条线索写宫廷政治事件。亨利四世篡位后，各封建主不满纷纷作乱，国王与两个儿子率兵讨伐，平定潘西家族的判乱，取得王权对封建割据势力的胜利。另一条线索写下层平民生活。以福斯塔夫和哈尔王子为首的一群人，在伦敦东市小酒店里寻欢作乐。王子与福斯塔夫始交终断，通过道德改善成为理想君主。哈尔王子的活动联系了两条线索，表现出历史剧和喜剧的巧妙融合。福斯塔夫是剧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这个又老又胖的骑士，是封建关系崩溃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他好酒贪杯，纵情声色，以偷盗和招摇撞骗为生，自私胆怯，打仗时装死，还冒领战功，大言不惭地吹牛，骑士的荣誉感道义感已不复存在。但他幽默风趣、机警狡黠，作家在从道德上否定他的同时，又赋予他的性格以无穷的魅力。
到《亨利五世》，哈尔王子登基后娶了法国公主又获得法国王权继承权。他公正无私、执法严明、体察下情，成为理君主。《理查三世》中的理想查三世则是暴君的典型。他由于身体残疾和外貌丑陋而仇视美好事物，内心奸诈凶狠、卑鄙龌龊。他不择手段地实现个人野心，是受谴责的对象。他的多次独白，暴露了他内心的罪恶，这是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独白的初次运用。这部戏是莎士比亚第一部重要的历史剧，显示出马洛剧本的深刻影响。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谴责昏君和暴君，塑造理想君主，把史诗的规模与生动情节，多样化的人物形象联系起来，比当时众多将事件串编的“纪事剧”大有改进。
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爱的徒劳》（1594）嘲笑中世纪禁欲主义，肯定爱情的威力和价值，创作受李利的“尤菲绮斯体”影响，宫廷气氛浓，一般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弱的一部。《错误的喜剧》（1592）故事源自普劳图斯的喜剧《孪生兄弟》，把一对双生子变为两对，剧情复杂得多，但过于借助“误会”、“巧合”等手法。《驯悍记》改编自同名旧戏，带很多闹剧成分。 《维洛那二绅士》（1594）属于意大利戏居传统形式。从《仲夏夜之梦》 （1595）开始，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进入成熟时期。这个戏把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是莎剧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古希腊时代的两对青年男女来到精灵出没的森林，精灵迫克错滴花汁，使得恋人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最后大家各得其所。
人们常把《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称为他的“四大喜剧”。《无事生非》（1598）写了两对情人故事，其中生性活泼的贝特丽丝与培尼狄克饶有趣味。贝特丽丝是莎士比亚笔下最聪慧善言的女主角，与培尼狄克才智相当、舌枪唇剑，各不相让。朋友们设法让他们相信对方之爱而生爱慕之心，但直到结婚他们还在拌嘴，宣称自己是因为怜悯对方而行善。《皆大欢喜》（1599）里，公爵被他弟弟篡位并放逐到亚登森林。他的女儿罗萨琳也被逐，她的堂妹西莉亚随行。森林里有绿荫、歌声、鸟陆，有爱情、友谊、忠诚，最后善战胜了恶，作恶者在道德感化下天良发现。如同《无事生非》中希罗受冤情节已有明显的悲剧气氛。在这个剧中也通过放逐情节，哲学家杰奎斯的忧虑渲染了悲剧气氛。《第十二夜》（1600）是莎士比亚这时期最后一部喜剧创作。因为是为庆祝圣诞节后第十二天“主显节”而作；故得此名，故事线索较多，公爵爱上了奥莉维亚，奥莉维亚爱上了前来说媒的女扮男装的薇奥拉，微奥拉偏偏暗恋着公爵。微奥拉失散了的孪生兄弟西巴斯辛的到来，使得多角恋爱更复杂，最终真相得以澄清，有情人终成眷属。戏中妙趣横生，最有趣的是沉溺物质享受的奥莉维亚的叔父托比爵士与侍女玛丽亚等人捉弄管家、清教徒马伏里奥的故事。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16世纪70年代形成于英国，清教主张从英国国教教会内清除罗马教会繁琐教仪、教阶制，主张教徒“勤俭生活”和道德纯洁完善，反对世俗娱乐性文化，特别是戏剧。戏中尽情嘲笑马伏里奥道德上的虚伪，肯定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
《威尼斯商人》（1597）是莎士比亚成熟喜剧中最出色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帮助好友巴萨尼奥去向富家女鲍西娅求婚，向高利贷者、犹太人夏洛克借钱。夏洛克受过安东尼奥等基督徒欺侮，立下逾期不还以一磅肉相抵的契约。巴萨尼奥赢得了鲍西娅的爱，安东尼奥的商船却未归，他必须履行残酷的契约。在任何变通办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下，鲍西娅扮成律师在法庭上击败夏洛克。全剧在谈情说爱，高唱喜歌中结束。诗人把一磅肉的故事主题演化为友谊、爱情、仁慈与贪婪；嫉恨、冷酷之间的冲突。夏洛克贪婪吝啬，复仇心重。但他在剧中为自己及整个人物理解的歧义引起了对剧本悲、喜剧性质的争议。总的说来夏洛克是被否定的对象，对金钱的贪欲是他所有行动的最后动因。莎土比亚对一切非人道行为都持反对态度，常借反面人物之口道出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批判。《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富社会讽刺色彩的剧作，但基本上仍属于抒情性喜剧。在贝尔蒙特浪漫幻想世界里，洋溢着爱情和友谊的美好气氛。
《漫莎的风流娘儿们》近乎闹剧，但这是莎剧中唯一直接描写英国小镇生活和小康家庭的剧作。《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形像大受欢迎，女王令剧作家写一部福斯塔夫谈变爱的剧本。在这里福斯塔夫成了漫画式的滑稽人物，借求爱谋财却大吃苦头，已没有历史剧中的幽默和机灵劲。
喜剧在莎剧中占有最大份量，共13部。它们有的取材意大利故事，有的借用古代作品，有的汲取民间传说，基本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赞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正面宣扬人文主义者的生活理想，反对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的束缚。喜剧的情节结构往往是“一见钟情——好事多磨——终成眷属”，以恶人的悔悟和好人的宽恕解决矛盾。剧中歌颂青年男女，尤其是可爱女性形象，充满了抒情和浪漫主义色彩，主要是抒情性而不是讽刺性的喜剧。
莎士比亚最早的悲剧是《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3）取材于罗马史，属于塞内加式，是莎士比亚第一部伟大的悲剧，主题思想和风格上都与这时期的喜剧接近。这部取材于古老的意大利民间传说的悲剧叙述了一对青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两家世仇宿怨相爱、结合并殉情的故事，表现出历史剧在指责封建纷争的主题和喜剧中常见的歌颂爱情、友谊的主题。两大家族在儿女的惨死和真情的感化下和解了，换来了全城的和平，这是剧作家的殷望。全剧贯穿着抒情笔调，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说在此剧中“处处是青春与春天”。第二幕第二场的“阳台场景”，情人用美丽的词句表达热情，是最美丽的抒情诗篇。
另一部悲剧《裘力斯·凯撒》（1599），取材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有时甚至整句引用原作，但将原素材加以戏剧化，写有理想的人与丑恶现实的冲突，预示以后成熟期的悲剧。其中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两次演说，是伟大的演讲作品。
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成熟时期，他创作了七部悲剧和三部悲喜剧。这时期社会经历了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进入动乱的转折。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恢复妹妹贵族和天主教会特权，专制王朝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暂时联盟开始破裂，资产阶级反王朝统治的斗争公开化。把戏剧看成人生的镜子的莎士比亚，自然要写出时代的变化。他感到严酷现实与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剧作的情调和风格带上了悲观沉郁的色彩。在戏剧艺术上，他走向成熟，写出了他的悲剧杰作《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
《哈姆莱特》写于1601——1602年。在这以前，有关哈姆莱特的故事已流传了四百多年，最初来源是丹麦历史学家沙克索·格兰马迪克斯大约写于1200年的《丹麦史》，里面第一次记载了有关的传说。1570年有法国作家把这个故事改为剧本。16世纪80年代起，伦敦舞台上多次上演由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改编的丹麦王子的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出现的谋杀和复仇，鬼魂出现，戏中戏，真疯和佯疯等情节和手法，在基德的《西班牙悲剧》中都已出现。但是莎士比亚在一个人们熟知的故事里写出了特有的时代特色的心理深度，创造了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艺术典型之一——哈姆莱特。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从德国归国奔父丧，看到母后与叔父，也是新王克劳迪斯迅速结婚，倍感痛苦。父亲的鬼魂出现，告诉儿子自己被克劳迪斯所害的真相。哈姆莱特一面装疯卖傻，陷入紧张、痛苦、深刻的思考中，一面趁戏班进宫演戏机会，改编上演了杀兄的旧戏来试探叔父，从叔父的仓惶退场中证实了怀疑。在母亲卧室里，他误将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当作奸王杀死。奸王趁机遣王子去英国，安排了借刀杀人计。警觉的王子发现后脱逃回国。他的情人，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发疯而死，失去父亲和妹妹的雷欧提斯在奸王的唆使下向哈姆莱特挑起决斗。哈姆莱特虽中了毒剑，仍刺死了奸王，与敌人同归于尽。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想人物之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讴歌“人”的力量：“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以“互爱”来代替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品格高尚，多才多艺，本人就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理想，被视为“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家中的一系列变故给予他精神上沉重的打击。崇拜热爱的父王猝死，反常乱伦的事突发，打破了他对世界的美好幻想，现实现出了丑恶。在剧中，他是以忧郁王子的形象出现的，处于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反差和矛盾，理想破灭引起的精神危机状态中。在第一次独白中，他叹道：“人世间的一切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越接触现实，他越多地发现罪恶。延臣们对新王百般诌媚，好朋友成了密探、帮凶，情人听任父亲的摆布，人文主义者最珍惜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理想关系已不存在。美好的自然成了“污浊瘴气的集合”，人成了“泥土塑造的生命”，哈姆莱特思考人生的存在意义：“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又感到孤立无援、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我们由此才能领悟哈姆莱特的沉重感：“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复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不只把杀奸王，报父仇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是把按人文主义理想改造现实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哈姆莱特的力量在于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人文主义者承担的历史任务便是作思想，文化上的改革，他从个人不幸中看出了社会的不幸。但是对于超越一切恩仇的改造社会的巨大任务，他力不从心。哈姆莱特的性格问题成为莎士比亚研究者的最大课题，从1788年出版集注本以来，平均每12天就出版一部关于哈姆莱特的著作。他的性格经三百多年分析，从一个单纯的复仇者而逐渐被赋予更复杂。丰富的特色。各种不同批评流派都努力去解释哈姆莱特的“延宕”、装疯心理病态等问题，比如心理分析学派以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去解释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延宕。不同的时代也给予不同的阐释，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19世纪的感伤主义者到20世纪的虚无主义者或革命家，真正是“说不尽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这个复杂、多层次的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当时的复仇剧，人物不仅是剧情发展和动作的承担者，也是人性最充分的体现者，剧作在富有刺激性外，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哲理性。与主人公思考性格相适应，剧作家运用了大量的“独白”，有对生存意义的思索，有对世间不平的愤慨，有对自己内心的审视，都安排在人物思想发展的重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