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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雪地上；爱因斯坦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照相机镜头，破旧的毛衣领子上别着一支自
来水笔；爱因斯坦咧开嘴大笑，对着全世界伸舌头。这个相对论的创立者几乎是大家共
同的科学英雄，是深邃的思想和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初，爱因斯坦当然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名叫斯图尔特·考
夫曼的男孩心目中的英雄。“我极其崇拜爱因斯坦。不，不能用崇拜这个词，应该叫热
爱。我热爱他把理论看作是人类心智自由创造的思想，我热爱他视科学为对造物主秘密
的探究。”爱因斯坦用OldOne来比喻宇宙的创造者。考夫曼对1954年第一次接触到爱因
斯坦的思想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才十五岁，读到一本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雷奥波德
·英费尔德（LeopoldInfeld）合写的一本关于相对论起源的普及读物。“当时我为能
够看懂这本书，或我以为我能看懂这本书而激动万分。爱因斯坦巨大的创造力和自由驰
骋的思维使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我记得我当时想，有人能这样
做简直太美妙了。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1955年）我哭了。我感到就像失去了一位老朋
友。”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考夫曼即使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学生，也一直是个不是拿A就是
拿B的好学生。但在这之后，他的热情被点燃了，倒不一定是被科学点燃的。他不觉得
他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爱因斯坦的脚步走。但毫无疑问他感到有了一种与爱因斯坦同样
的想洞容事物内部秘密的欲望。“当你观看一幅立体派油画，看到上面隐在的结构——
那就是我想探索的。”事实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兴趣根本就不是在科学方面。
少年时期的考夫曼热衷于当个剧作家，探测人类灵魂里的黑暗和光明。他的第一部作品，
和他高中时的英语教师弗莱德·托德合作写的一个音乐剧本简直“糟糕透顶”。但他对
被一个真正的大人很当回事地来对待而激动不已。那时托德二十四岁，与托德的合作是
启发考夫曼的知识觉醒的很关键的一步。“尽管那不是一部很好的音乐剧，但如果我十
六岁时就能和弗莱德合作写出一部音乐剧来，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
所以当斯图尔特·考夫曼1957年进入达特茅斯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剧作家了。
他甚至还抽烟斗，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剧作家的话，你就必须
会用烟斗抽烟。当然，他继续写剧本：他与他大学一年级的同屋、高中开始的小伙伴麦
克·迈格雷合作，又写了三部剧。
但很快，考夫曼就发现他创作的剧本的问题：剧中人物发表许多武断的意见。“他
们喋喋不休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他们只是谈论这些，却没有行动。”
他开始意识到，他对剧本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他剧本中的人物想探索的思想要大。“我
想寻找到通往某种隐在的强大而神奇的东西的通道——虽然我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当我发现我的好朋友狄克·格林将要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时，我感到非常懊恼。我希望
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我当然只能做一个剧作家。放弃做一个剧作家，就意味着
放弃我正在为自己设想的身份。”
他回忆说，他思想斗争了一个星期才想透彻：“我不一定非要当一个剧作家，我可
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所以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
当然，他从伦理学开始学起。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想弄明白善与恶的问题。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能学点别的什么呢？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喜欢上了别的东西。他
的兴趣转移到了科学的哲学和思维的哲学上来了。他说：“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是深透
之所在。”什么是可以用来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什么可以用来了解世界的心智的科学？
在这股求知热情的驱使下，考夫曼在1961年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
继而又获得了牛津大学1961年至1963年的马歇尔奖学金。结果，他没有直接去牛津大学。
“在必须到牛津报到之前我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做了唯一的一件理性的事情：我买
了一辆大众车，开着它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我有奥地利圣·安东最尊贵的地址，波斯
特旅馆。我把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整个冬天都使用那个旅馆的盥洗室。”
他一到牛津就发现这儿的环境非常适宜于他。他至今仍然能够数出他这一生中最使
他激动的三个学术环境，牛津便是第一个。“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比我聪明。
美国人在那里也是人才济济。有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其中有些人
已是很知名的人物了。那时和我们一批的莫德林学院的（Magdalene）戴维·苏特
（David Souter），现在供职于最高法院。乔治·F．威尔（Geofge F Will，美国著名
新闻评论家及专栏作家）和我曾经总是去吃印度餐厅，逃避学院的伙食。”
对科学与思维的强烈求知欲使考夫曼在牛津选择了哲学、心理学及生理学课程。这
些课程不仅只包括传统哲学，而且更注重当代对视觉系统的神经分析和对脑部神经联系
的更为广泛的模拟。总之，这门课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思维的运作。他的心理学
导师名叫斯图尔特·苏瑟兰德（Stuart 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又一位很有影响的
人物。苏瑟兰德喜欢坐在他的书桌后面，连续不断地把问题抛给他的学生，让他们做思
考体操：“考夫曼！视觉系统是怎样区分投射到视网膜相邻的两个锥体上的两个光点
的？”考夫曼发现他喜欢面对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发现他有能力当场想出各种方
案，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嗯，眼睛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在轻轻移动。所以，也
许当你刺激多个视网杆和视网膜时……”）确实，他承认这样即兴建立模型使他养成了
一种习惯。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或这样或那样地即兴建立模型。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可以即兴建立模型的能力使他放
弃了哲学，趋向某种更为切合实际的方向：医学院。
他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的
论点是：我永远也不会有康德那么聪明。而除非你能像康德那么聪明，否则成为一个哲
学家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应该去读医学院。你会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推理。”
当真地说，其实是因为他那时对哲学感到厌烦了。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热爱
哲学了。而是我不相信哲学中的某种轻浮性。当代哲学家们，或起码是五十年代和六十
年代的哲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在检验概念和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在检验这个世界的现
实。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论点是否中肯、是否得当、是否连贯等等，但却无法发现你是
否正确。这最终引起了我的不满。”他希望做深入现实的探究，希望洞察造物主的奥秘。
“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做爱因斯坦，而不做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
地利籍著名哲学家）”。
更重要的是，他不敢信任自己身上轻浮的弱点。“我始终非常擅长于概念性的东
西。”他说。“往最好的说，这是我性格中最为深刻的一面，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
往最坏的说，这是圆滑取巧，是肤浅。因为我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对自己说：‘去读医
学院吧。那些坏脾气的女人生的儿子们是不会让我光耍嘴皮子，到处卖弄知识的。因为
我不得不照顾病人，他们会迫使我去了解大量的事实。’”
事实确实如此。但不知为什么，医学院和病人并没有改变考夫曼喜欢玩思想的习惯。
其实医学从来就不曾真正有机会改变考夫曼。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任何医学预科的课
程，所以他就安排自己于1963年秋季去柏克莱大学读一年的医学预科，然后再进入海湾
另一端旧金山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于是，就是在柏克莱，他修了最初的发育生
物学课程。
他被这门课程强烈地震撼了。“这里有绝对令人震惊的现象。”他说。“从一个受
精卵开始，然后这东西逐渐发育，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新生命，然后又变成一个成熟的
生命。”不知为什么，单个的受精卵能够分裂，变成不同的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和肝脏
细胞，以及上百种不同的细胞，这个过程精确到万无一失。奇怪的不是生而缺憾的悲剧
常有发生，而是大多数新生命一出生就完美无缺。“这至今仍然是生物学中最美丽的奥
秘之一。”考夫曼说。“我整个儿地被细胞分化的问题给迷住了，马上就投入到对这个
问题的深入思考。”
那时是做这项研究的一个大好时机：从1961年一直到1963年，雅各布（Jacob）和
莫纳德（Monod）刚发表了他们关于遗传回路（genetic circuits）的一系列论文。这
项工作使他们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正是阿瑟16年以后躺在夏威夷海滩上读到的论
著。）而考夫曼很快就读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论述说，任何细胞都包含着几个“调节”
基因（regulatory genes），这些调节基因就像开关一样，能够打开或关闭其他基因。
“他们的研究成为所有生物学家的启示录。如果基因能够相互打开和关闭，那么就会有
遗传回路。在某种意义，基因组（genome）就会是一种生化计算机。正是整个系统的这
种计算机行为，即有秩序的行为，以某种方式决定了细胞之间的差别。”
但问题是，这些细胞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呢？
考夫曼说，其实，大多数研究人员曾经（在这点上，甚至到现在）都并不过于为这
个问题操心。他们谈论着细胞的“发育程式”，仿佛DNA计算机真的像IBM主机执行用
FORTRAN语言编写的程序一样执行遗传指令：一步一步地逐条执行。更有甚者，他们好
像相信这些遗传指令是精确无误的组织，就像任何人编写的计算矾代码一样被自然选择
法完全排除了误差。怎么可能不是这样的呢？遗传程序中的最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一个
发育中的细胞的癌变，或可以将之完全置于死地。这就是为什么成百的分子基因学家早
就开始在实验室里努力译解精确无误的生化机制，研究在这个生化机制中基因A是如何
打开基因B的，基因C、D、E的活动又是如何影响整个开关过程的。他们认为，一切都在
这些细节之中。
但考夫曼越是思考这幅图景就越是发现，细胞差别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正赫然耸
立于眼前。基因组就像计算机，很好，但它又完全不是IBM公司生产的计算机。他发现，
在一个真正的细胞里，许许多多的调节基因可以同时作用。所以，基因组电脑不像人类
制造的计算机那样逐步执行指令，而是同步地、平行地执行大多数，或所有的遗传指令。
他推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这个调节基因精确地按照界
定好的顺序激活了那个调节基因。而是这个基因组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安顿下来，
将活性基因组合成一个稳定的、自我连贯的形态。调节基因最多也许能经历两个、三个
或四个不同构型的循环，总之数目不多，否则细胞就会到处乱串，基因随机地相互开闭，
陷于混乱状态。当然，肝脏细胞内活性基因的形态与肌肉细胞或脑细胞内的活性基因形
态会非常不同。但考夫曼想，也许这正是重要之处。单个的基因组能够有许多稳定的行
为形式这一事实，也许正是发育过程中能够产生许多不同细胞类型的致因。
人们都心照不宣地假设，细节就是一切。考夫曼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知道，生物
分子的细节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基因组必须被组合和调整到尽善尽美才能发挥作
用，那它怎么会从随机的试验和进化的错误中诞生呢？这就像老老实实地洗一整副牌，
却拿到一手的黑桃一样：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这感觉就不对。”
他说。“别指望上帝或自然选择法会做到这一步。如果我们只能用大量详尽的、自然选
择过程中未必能发生的细节来解释生物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从一开始都经历
过艰难的挣扎，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存在于此了。只有足够的宇宙空间和时间上的机遇并
不能产生这一切。”
事情肯定不止于此。他想。“不知为什么，我想证明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