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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但每隔十分钟左右，阿罗就会说：‘等等。’然后请求我做更详尽的阐述，或解释
他为什么不同意我的观点。他想确切地弄清楚我推理的每一步。当我开始阐述精确的定
理时，他和在场的几位经济学家希望看到准确的证据。这拖宕了我的演讲，但却使我的
立论更加无懈可击。”
阿瑟最后精疲力尽地坐了下来，他知道他在报酬递增率研究上的前途有望了。阿瑟
说：“我的观点在那天早晨被合法化了。不是我说服了阿罗和其他人，而是物理学家说
服了经济学家，让他们承认了我所做的研究对他们来说如同面包和黄油一样重要。物理
学家们大致上是在说：‘这家伙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你们经济学家不用担心’”
也许这只是他的猜测。但在阿瑟看来，阿罗似乎明显放松了下来。
如果阿瑟的演讲让物理学家得到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维是在同一个频道上这个
印象，那么他们很快就纠正了这一看法。
在会议的前两三天中，由于物理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大学本科的经济学教科书
的水平，阿罗和安德森就邀请好几位经济学家对常规新古典经济学做了概括性演讲。
“我们都对此怀着浓厚的兴趣。”安德森说。对物理学家而言，经济学理论一直是他们
的知识嗜好。“我们很希望能学点这方面的知识。”
确实，当一大难的原理、定律和证据通过投影仪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时，物理学家们
简直就被经济学家的数学才能给镇住了。他们感到既敬佩又惊骇。他们产生了像阿瑟和
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多年来发出的对传统经济学的反叛观点。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说，他
记得当时他不相信地摇着头说：“这些理论也太完善了。经济学家似乎是陶醉在自己的
数学公式中，以致于到了完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地步。经济学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极力将数学融入经济学，我想他们可能完全忘记了创造这些数学模型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些模型究竟是什么、或内含的假设是否有任何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所需要的只是常
识而已。也许如果他们的智商都很低的话，他们所做的模型能够更完善一些。”
当然，物理学家对数学本身并无异议。物理学较之其他最彻底数学化的科学要更借
助于数学工具。但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不知，而且发现后会感到惊讶的是，物理学家对
数学的态度相对比较漫不经心。“物理学家们用一点儿严谨的思想、用一点儿本能、也
在信封的背面做一些计算。所以他们的风格确实非常不同，”阿罗说，他记得当他自己
发现这一点时也感到非常惊讶。其道理在于，物理学家总是要通过实证来确立自己的假
设和理论。“我不知道在相对论理论这类的研究领域的情形是怎样的，但物理学的总的
趋向是，你先做一下计算，然后再通过实验获取数据来证明。所以在理论上缺乏严谨性
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理论的错误总是会被实验纠正的。但在经济学上，我们不能取
得证明理论质量高低的数据资料，不可能像物理学家获取数据资料那样获取经济学的数
据资料。我们的研究不得不从一个很小的基础上深入展开，所以我们不得不确保理论上
的每一步推理都准确无误。”
这是一个很公道的理由。但经济学家确实因此而很少关注确实存在的实证。物理学
家提出来的这一点看法仍然让经济学家感到气馁。比如，时不时就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非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比如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中的政治动机和股市上的大
众心理。”而经济学家则不是对这些他们视之为较为不科学的、一堆乱麻的问题不以为
然地撇嘴，就是给予这类的回答：“这类非经济因素确实并不重要”，或“这些因素确
实很重要，但它们实在难以用经济学来处理”，或“这些问题也不总是很难对付，事实
上，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正在用经济学的办法对付这些问题”，或者“我们根本
不需要去理睬这些非经济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会在经济效应中自行消解”。
然后就是这个“合理期望”的理论。阿瑟记得在他第一天的报告中有人问他：“经
济学是不是比物理学要简单多了？”
阿瑟回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我们把粒子叫作‘作用者’——像银
行、公司、消费者、政府等。这些作用者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就像粒子之间会产生相
互作用一样。只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通常不怎么考虑空间尺度，这就使经济学比物理
学要简单得多了。”
但他又接着说，经济学与物理学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的粒子很聪明，
而物理学的粒子很笨拙。”在物理学中，基本的粒子没有历史、没有经验、没有目标、
也没有对前途的担忧和希望。它只是单纯地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可以自由自在
地大谈“宇宙规律”的原因。阿瑟说，物理学家的粒子对外界的力量只是完全顺从地做
盲目的反应。而在经济学中，“我们的粒子会提前做出预期，会力图想弄明白，如果他
们采取某种行动，其它粒子会做出何种反应。不管你如何模拟，我们的粒子采取行动是
基于期望和战略考虑。而这正是经济学的真正困难之处。”
他说，他马上就看到会议室里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坐直了身子。“经济学的问题并不
简单，经济学像他们的物理学，但这门学问有两个有趣的怪词：战略和期望。”
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对期望问题的常规性解释，也就是期望完全是建立在理性的
基础上这样一种解释，在物理学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对完全理性的作用者确实可以做
出完全正确的预测这一点，即，假设人类对一切都先知先觉，因此所做出的选择可以一
直适用至很久以后的未来，人类用准确无误的理性预测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所意味的所
有结果。这样你就可以安全地说，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根据所获信息采取最有利的行
动。当然，在某些情形下人类也会出现决策失误的情况，比如在发生石油危机、技术革
命、对银行利率的政治干预和其他非经济的意外情况时，但人类有足够的聪明和敏捷来
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总是能够使经济处于滚动中的均衡状态，供永远会准确无误地等
于求。
当然，唯一的问题是，人类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无法对未来做出百分之百正确的
预测，正如物理学家长篇大论地抨击的那样。更有甚者，就像好几位物理学家所指出的
那样，就算你假设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再进一步假设人类可以对未来做出完全正确的预
测，在理论上也存在漏洞。在非线性系统中——经济学无疑是非线性的——混沌理论告
诉我们，你所知的内部环境中的哪怕是最小的不确定性都往往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也许仅隔了一会儿，你的预测就可能变成一派胡言。
阿瑟说：“物理学家们一直在挤兑我们。他们对经济学家所做的假设感到非常吃惊。
对假设的检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看这一假设是否符合经济学领域的流行观点感到
非常吃惊。我看到安德森往椅子后背一靠，脸上挂着微笑问“‘你们真的相信这一
套？’”
被逼到死角的经济学家们回答：“但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做这些假
设，就什么都无法做了。”
物理学家们会立刻反驳道：“但这能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这种假设不符合
现实情况，你们还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本来就不是以虚心求知而著称的，桑塔费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如果不被所
有这些攻击所激怒就不是经济学家了。他们可以在自己人圈子里抱怨经济学的缺陷，毕
竟阿罗还特意找来了学识广博的常规经济学的怀疑者来参加此次会议。但谁愿意从外人
嘴里听到对经济学的批判呢？尽管每个经济学家都在尽力洗耳恭听，表现得彬彬有礼，
以使会议能够顺利进行，但在感情上他们却持一种明显的抵抗情绪：“物理学又能给我
们提供什么帮助呢？难道你们这些家伙就这么聪明？”
当然，物理学家也并不以虚心求知而著称。事实上，对许多物理学以外的人来说，
物理学家给人的印象，直接进入脑海的词语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这并不是物
理学家故意摆出来的态度，也不是他们的个性使然，而更像是英国贵族无意识中流露的
优越感。确实，在物理学家的头脑中，他们就是科学界的贵族。他们从修第一门物理学
课程开始就从无数的微妙和不微妙的方式中感染上了这种贵族意识：他们是牛顿、马克
斯韦尔、爱因斯坦和波尔的继承者。物理学是最坚实、最纯正、最强健的科学，所以如
果经济学家在桑塔费会议上显露出强硬的态度，那他们马上就会采取以强对强的态度，
就像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调侃的那样：采取“我是泰山，你是简”的态度：“给我们
三周时间来掌握经济学，我们就能告诉你们怎样做才对。”
代表瑞德参加会议的尤金尼亚·辛格一直在担忧双方的这种自我中心所导致的潜在
冲突。她回忆说：“我真怕这种‘泰山’效应一旦触发，我们的整个研究计划在出台前
就会被扼杀在试管中。”而在开始时，事情好像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大多数经济学
家坐在桌子的一边，大多数物理学家坐在另一边。我被这种现象吓坏了。”她时不时地
把潘恩斯和考温叫到一边说：“能不能让双方坐得稍稍靠近些？”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
到改观。
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潜在的完全无法沟通的危险对乔治·考温来说也无异于一场恶
梦。倒并不是因为如果会议失败了，研究所也许会失去花旗银行的资金支持，而是这次
会议是对桑塔费研究所理念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两年前，在初创期的研讨会上，他们
把各路英雄召集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周末。而现在是把两组完全不同的，又非常骄傲的人
放在一起开10天的会，共同研究实质性的问题。考温说：“我们试图创造一个以前从不
曾存在过的学术群体。但也许会不成功，也许他们彼此之间没什么可谈的，也许根本就
只是双方激烈的论战。”
这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担忧，后期的桑塔费研讨会偶尔也会出现与会者相互之间剑
拔弩张的情况。但1987年9月，主宰跨学科研究的神明决定再次展露微笑。安德森和阿
罗已经尽力吸收了能够倾听和交谈的人参加会议。尽管双方之间潜在着怒气，但与会者
最终还是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谈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双方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开
始达成了共识。
当然，对阿瑟来说更是如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与物理学家达成了共识。
第五章 游戏高手
根据议程安排，经济学研讨会的第二场发言从会议第一天的午饭之后开始，安排了
整个下午的时间。发言的题目是《作为适应性过程的全球经济》，发言人是来自密西根
大学的约翰·荷兰德（John H．Holland）。
阿瑟已经做完演讲，现在已有精力对这个发言发生兴趣了。这倒也不只是因为这个
发言的题目听上去很有意思。约翰·荷兰德是那年秋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之一，他们俩
被安排住在同屋，但荷兰德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深夜才赶到桑塔费，那时阿瑟正在修道
院最后一遍遍地斟酌他的发言，根本无暇顾及这个新来者。关于荷兰德，他所知道的就
是，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根据研究所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研究所对荷兰德的评价似乎不错。当大家陆续回到小教堂改成的会议室，坐回到折
叠长桌旁自己的椅子上去时，荷兰德已经站在讲台前准备开始发言了。他是个精悍的、
六十开外的中西部人，宽阔红润的脸庞上似乎永远挂着微笑，高昂的嗓音使他说起话来
像个热情澎湃的研究生。阿瑟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荷兰德开始发言了，起初阿瑟有点儿瞌睡懵懂，似乎是在被动听讲，但几分钟之内
他就睡意全无，一下子就打起了精神，变得全神贯注了。
永恒的新奇
荷兰德一开场就指出，经济学是桑塔费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的一个最好范例。在自然界，这样的系统包括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细胞、发育
中的胚胎和蚂蚁群等。在人类社会，这样的系统包括文化和社会制度，比如政党和科学
社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