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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个人就会说：‘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的结果肯定
会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就走出办公室去核对。也许一个地方分支的总经理会说：‘嗯，
你们基本上是对的，但你们遗漏了这一点或那一点。’所以我们又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
间一次次地澄清问题，直到完全搞清楚为止。解决问题的答案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
了。”
没过多久阿瑟就认识到，当他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时，他在学校里花费了那么多时
间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数学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
一个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认识把他引
向了经济学。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离开麦肯锡去柏克莱之前。有
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国老板乔治·陶切开车行驶在德国西部的鲁尔河谷，那是德国的
工业中心。在行车途中，陶切开始谈起他们经手过的每个公司的历史——哪个公司把什
么东西拥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机地、历史地发展起
来的。这对阿瑟来讲是一次新的发现。“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他
想了解这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
他就必须去学经济学。
所以，阿瑟在那个夏天以后，带着高涨的求知欲，奔赴柏克莱。在对经济学一无所
知的情况下，他宣称经济学正是他所想学的。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晚了再来重新改换门庭。在密执安大学，他已经修完了大部分
运筹学的博士课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论文了。每个博士候选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独
创性研究的大部头博士论文，以证明他或她已经掌握了这门技巧。但阿瑟还有充分的时
间来写论文：加州大学坚持他必须在柏克莱住满三年，以符合读博士学位的年限要求。
所以阿瑟被允许用他的富裕时间选修所有他能够上的经济学课程。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但麦肯锡的经历却使我对经济学大为失望。在这里，完全没
有在鲁尔河谷时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历史感。”他说。在柏克莱的教室里，经济学就
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
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
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
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阿瑟说：“经
济学如此重视数学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对我这个来自应用数学领域的人来说，定理是一
个永久不变的数学真理的声明——而不是用许多公式来包装打扮对琐事的观察结果。”
他无法不感到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不，他反对的并不是数学的严谨。他喜欢数
学。在费时数年来学习电机工程和运筹学之后，他的数学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数经济学同
窗强得多。不，困扰他的是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
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
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
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
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
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
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
求，股票市场永远不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
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
阿瑟想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
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
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他就是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即便自由经济妙不可言，亚当·斯密是个绝顶聪明的
人。而且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详
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这类的事。他们已经使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们能想到
的一切。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最根本的假设。经济学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阿瑟在鲁尔
河谷所见到的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像他每天都可以在柏克莱的大
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
阿瑟并没有让这些想法烂在自己心里。“我想，因为我很强烈地流露出对定理的不
耐烦和想学习真正的经济学的意图，所以惹恼了好几位教授。”他说。而且他知道并不
是只有他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参加经济学会时时常能在会议室的过道上听到有类似的
牢骚。
然而，他的另一部分天性却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自有美妙得令人窒息之处。新古典经
济学知识作为一门绝妙的技艺，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新古典经济学
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使得有着数学家天性的阿瑟无法不大为赞叹。而且他也可以
理解，为什么前辈经济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它。在上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时，经济
学还处于十分糟糕的状况。他曾经听到过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三十年代，英国的经
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你可以让五个经济学家串
在一个房间里而得出六种不同的结论。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他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长于观察，但在逻辑思辨上显得略微逊色。甚至即使他
们的逻辑思维也很强，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原来
他们是从不同的、未经阐述的假设来探讨问题。所以在那些与政府政策或商业循环理论
有关的重大问题上，都会爆发不同派系之间的学术论战。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掌握
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要
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一门科学。他们成就非
凡，近乎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功的少壮派们——他们中间有斯坦福的肯尼思
·埃罗、麻省理工的保尔·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柏克莱的杰拉德·德布诺
（Gerard Debreu）、罗切斯特的特加林·库珀曼斯（Tialling Koopmans）和莱昂内尔
·麦肯奇（Lionel McKenzie）——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伟大的老人，新的法典。
另外，只要你想学经济学——阿瑟仍然决定要学——还有什么其它理论可供选择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喂，这儿是柏克莱，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是有跟随者的，但阿瑟不
是其中之一。在阿瑟看来，能够被科学预测到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阶级斗争进程这
些玩艺儿明摆着是愚蠢的。不，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
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所以他只能继续修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要掌握这个并不让他
十分信服的理论工具。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写关于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
师、数学家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而且是一
个和他相同的人。阿瑟记得1969年他刚到柏克莱不久去德莱弗斯办公室做自我介绍时，
碰到一个蓄着长发和胡子的研究生刚好从里面出来。阿瑟问他：“我在找德莱弗斯教授，
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我就是德莱弗斯。”那研究生说。他的实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德莱弗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所学到的知识，并给他提供了很有效用的经济学课程
解毒剂。阿瑟说：“德莱弗斯相信直接深入到问题核心的做法。他教我一直简化问题，
直到你认为你可以对付得了它为止，而不是一上来就解答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程式。
他让你找出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因素，找到关键所在，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办
法。”德莱弗斯不会让他为了数学而陶醉在花哨漂亮的数学公式里。
阿瑟对德莱弗斯的指导心领神会。“他的方法既好也不好。”阿瑟有点伤心地说。
如果他在后来把他的报酬递增率用厚厚的数学公式包装起来，也许更能使那些传统经济
学家们接受。其实他的同事也都劝他这么做，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我想把它阐述
得尽可能的平铺直叙、简练明了。”
1970年，阿瑟又回到了杜塞尔道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他的第二个夏天。他发现
这次就像第一次一样吸引他。有时他想，他是不是应该一直与麦肯锡公司保持联系，等
他毕业后来这里做一个最高档次的国际管理咨询专家，那他就可以过上非常豪华的生活
了。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比欧洲工业问题还要混乱
无章的研究课题，即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给吸引住了。
当然，这个研究课题使他有机会来往于火奴鲁鲁东西方人口研究所从事研究，这对
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在那里还保留了一块冲浪板，可以随时去海边冲浪。但他对人口
问题的研究还是很认真的。那是七十年代初，人口问题正赫然耸立于世人面前。斯坦福
的生物学家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刚刚出版了他的启示性畅销书《人口炸弹》。
第三世界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新独立国家正在为取得经济生存力而奋斗。西方经济
学家们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理论。那时，最普遍而标准的提议是
强调经济决定论：为取得人口的最适条件，一个国家所要做的是给予它的人民适当的经
济刺激，以控制他们的生育，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理性地做合乎他们自己利益的事。
特别是，许多经济学者提出，如果，或当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当然
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成的——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然就会经历一个“人口数量上的变迁”，
他们会自动降低他们的生育能力，以与欧洲国家盛行的人口生育模式相匹配。
但阿瑟相信，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更好的角度，或起码是更高明的角度：从
“时间延宕”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控制问题，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说：“问题在
时间上，如果一个政府今天设法减少了出生率，那么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大小和
多少，二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劳动力，三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口，六
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退休的人数。”从数学上说，这十分像试图控制远在太阳系之外的
宇宙飞船，而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那儿；或像调节你的淋浴喷头的水温，在你调节
喷头与热水淋到你身上之间有半分钟的延宕。如果你不把这段延宕的时间适当地计算在
内，你就会被烫伤。
1973年，阿瑟把他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写进了他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充满
了数学公式的大部头书，题目是：“动态规划在时间延宕控制理论中的应用”
（Dynamic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Theory）。“这是从一
个很工程化的角度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里面尽是数字。”阿瑟不无后悔地回顾道。尽管
他有在麦肯锡工作的经验，得到过德莱弗斯的指教，对过分数学化的经济学也有种种不
耐烦，但他仍然首先感到把他引向运筹学研究的那种冲动：让我们用科学和数学来使这
个社会理性地运转。“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多数人都抱有这种态度。他们是这个世纪的
传教士，只是他们不是想把基督教带给异教徒，而是试图把经济发展带给第三世界。”
使他受到震动，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的是他去纽约的一个小型智囊机构——人口委
员会工作这件事。1974年，在他完成了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