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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发现其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使他无法不从当时的整个情况联想
到在混沌边缘上稳定与动乱的幂律分布。“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冷战时
期其实就是事物长期停滞不变的一种情况。虽然美苏这样举枪瞄准世界之颅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但这又是防止双方毁灭全球的唯一方式。在那段时间，世界非常稳定。但现在，
那段稳定期已经结束了，巴尔干和其他地方的动乱此起彼伏，我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更加
忧心忡忡，因为在模拟的模型中，一旦你超越了这些亚稳定期，就进入了大幅度变化动
荡的混沌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些战争甚至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现在的局势比
以前更加敏感。”
“所以究竟什么是正确的行动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就像进化史上的间断式均
衡。如果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灭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这也不一定是向更好的
方向的进一步迈进。有些计算机模型表明，在动荡之后的稳定期内占优势的物种也许并
不比动荡前占优势的物种更好。所以这种进化改变期可能会是非常糟糕的阶段。这可能
会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之时，但谁知道什么事会从另一个极
端冒出来呢？”
“我们所要做的，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把间断式均衡的概念应用于对历史的诠释。
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是否也会从历史上看到这种间断式均衡，比如像罗马帝国的衰落。
因为在那个时期，人类确实处于进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真的研究罗马帝国衰落的过
程，我们也许就能够将间断式均衡的概念和政治、社会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这样我们
就能够认识到，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达成某种全球性的协议和盟约，才能安全度过历史
难关。但问题是，我们想控制自己的进化吗？如果想，我们的控制能够阻挡进化吗？进
化总是件好事。如果单细胞物体能够找到一种停止进化的方法，始终保持其占主导地位
的生命形式，那我们人类就不会出现了。所以你并不想停止进化。但另一方面，也许你
想了解如何能避免杀戮和灭绝，使进化延续下去。”
朗顿说：“进化尚未停止，这也许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进化在继续，除了
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化之外，进化还呈现出与生物史的许多雷同的现象。
也许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诸如此类的灭绝和动荡。”
考夫曼说：“对此所代表的一切含义，我可以做部分的回答。”他最近思考颇多，
而且是事出有因。1991年感恩节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差点丧
生，几个月后才恢复过来。
“如果，假设关于生命起源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生命就并非是悬于平衡，生命
的出现就并不是因为某个温暖的小池塘偶然能够复制DNA或RNA这样的分子样板。生命就
应该是复杂物质的自然表现。这是化学和催化媒合的深层特征，这种特征远离均衡状态。
这意味着，宇宙就是我们人类的家园，我们是必然之物。这一点真令人欣慰！这个观点
与将生物体当作粗劣拼凑的装置，是所有特定成分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未定名的新产品
的意像相去甚远。在这个将生命的出现当作偶然事件的意像中，缺乏比随机变化和自然
选择更为深刻的生物学法则。按这个说法，宇宙并非我们人类的必然家园。”
“再有，假设很多年以后，在自动催化组已经形成相互之间的共同进化、相互喷射
符号序列之后你才回来，你会发现，仍然存在于世的事物，就是那些在演比中产生出竞
争能力，能够发生相互作用，具有食物链和依生共存能力的事物。你所见到的就是那些
创造了这个共生共长的世界的事物。这使我想到，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就是我们创造出来
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是这个不断发展的故事中的角色，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你、
我，还有金鱼，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个共处的世界。”
“现在让我们假设，共同进化的复杂系统确实能够自我趋于混沌的边缘，这就很类
似盖亚，即一种吸引物，一种我们共同自我维持、具有永恒变化的特点的状态。在这个
状态中，旧的物种经常遭到灭绝，新的物种不断涌现。如果我们真的把这想象成是经济
体系，那就是新的技术不断出现，不断取代旧的技术。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平
均地说，达到混沌的边缘是我们做得最出色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注定为自己
创造的这个永远开放、永恒变化的世界，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佳杰作。”
考夫曼说：“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物质竭尽其力朝最好的方向进化，宇
宙就是我们必然的家园。但这并不等于一劳永逸，因为还有许多痛苦。你会被灭绝、会
身心俱裂。但我们现在正处在混沌的边缘，因为这是我们能有最佳表现之地。”
遭到苛责
1989年底，法默一直在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朗顿向罗沙拉莫斯总部申请一项国际
基金。在审查文档的过程中，实验室的上层人物发现朗顿已经做了三年的博士后，却仍
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下可坏了事，”法默说，“我现在仍然记得此事，因为当时
我正在意大利度假。他们不知怎么找到了我的行踪。我不得不往家里打一连串的电话，
往电话机里投了几千里拉的硬币。回来后又不得不到博士后委员会去为朗顿辩护，同时
作为朗顿的导师，我还得为自己辩护。我受了一顿狠狠的苛责。‘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
呢？’他们教训我说。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朗顿是一门全新的科学领域，人工生命
科学的创始人。然而这个解释却引起了他们更大的疑心。最后，因为朗顿未完成博士学
位，我们甚至不得不为他申请博士后资格再延期三个月。”
法默和朗顿工作的非线性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康贝尔一如既往地支持朗顿。但大家
都明白，压力已经压下来了。首要的是，第二届人工生命学术会议已定于1990年2月召
开。这次虽然朗顿在组织工作上有法默和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但这个研讨会仍然是他的
婴儿，而他还必须完成这篇见鬼的博士论文。所以他像发了疯一般地工作。1989年11月，
他飞往安·阿泊，做好了在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面前进行答辩的准备。他的博士论文答
辩委员会是由荷兰德和勃克斯共同主持的。如果他们认为他的博士论文能够被接受，就
会当场授予他博士学位，使他释下重负。
但很不幸，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是：“尚不能通过。”他们说，这
篇论文中对基本的混沌边缘的理论的论述非常精彩，你做了大量的计算机实验来支持这
一论述。但你对伍尔弗雷姆的等级之说、对计算的涌现等做了过泛的陈述，而且数据之
间的关联也相当含糊。你要做的是对你的陈述降低调门，使其更支持你的论点，同时将
之与数据更好地结合。
但这意味着要重写整篇论文！朗顿沮丧万分地说。
那你最好立刻就开始重写。荷兰德、勃克斯和其他人说。
“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透顶的时刻。”朗顿说。“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答辩的准备，
但却没有成功。而第二届人工生命研讨会即将于2月份召开。所以我只好把论文搁置一
边。”
第九章 乘胜前进
1989年刚过圣诞节，布赖恩·阿瑟就满载书籍和衣物驱车西行，从桑塔费返回他在
斯坦福大学的家。他凝视着新墨西哥辉煌的落日，沐浴在沙漠的一片金光之中。“我当
时想，这简直浪漫得不像是现实了。”他笑道。
但这确实是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说：“我在桑塔费研究所已经呆了十八个月了。我
感到我需要回家了，需要回去撰写、去思考、去理清头脑中的一切。我脑子里装满了各
种新思想、新概念，我觉得自己在桑塔费的一个月中所学到的，比在斯坦福一年中所学
到的还要多。这一年半的体会简直过于丰富了。但要离开桑塔费却仍然是件伤心的事。
我感到非常非常伤感。说得好听一点，这是一种怀念之情。眼前的一切景色，沙漠、阳
光、落日，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儿度过的十八个月是我科学生涯的巅峰期。但现在
已经结束了，而且不会轻易再现了。我知道还有别人会来桑塔费，继续我们的事业。我
知道我也许也还会再来，甚至将来某一时期也许会回来主持某个经济学项目。但我怀疑，
到那时候桑塔费研究所还会是老样子。我感到自己置身于桑塔费的鼎盛期是一件非常荣
幸的事。”
复杂之道
三年以后，这位人口研究与经济学系主任兼教授坐在他的办公室临窗的一隅，俯视
着斯坦福大学的林荫大道。他承认，他对在桑塔费所经历的一切仍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来。
阿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欣赏桑塔费的思想和概念。但我想，桑塔费的故
事仍然在继续。”
他说，最根本的是，他开始认识到，桑塔费研究所将是众多变化的催化剂。没有桑
塔费研究所，这些变化也总是会发生的，但却要缓慢得多。当然，经济学研究项目正是
如此。他离开后，这个项目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戴维·阑恩和耶鲁大学的约翰·吉纳考普
劳斯（John Geanakoplos）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到1985年左右，似乎各类经济学家都
在探索新的方法，他们开始四处张望、各处寻觅，深感统治了以往三十年的常规经济学
理论已经达到了极限。旧有的理论曾经促使他们深入探索能够用静滞的均衡分析方法所
解释的问题。但常规理论忽略了过程、进化和型态形成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均
衡可言、偶然因素不断出现、历史事件关乎重大、而适应和进化水不衰竭。当然，对这
些问题的研究当时陷入了困境，因为经济学理论在未能用数学形式做完整表述之前，不
能成其为理论。大家只知道如何在均衡的条件下从事研究，但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已
经感到，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另一个方向有所突破。”
“桑塔费研究所所做的，正是扮演了这一切变化的伟大催化者。在桑塔费研究所，
经济学界的许多杰出人物，许多像汉恩和阿罗这样的顶尖人物，能够与像荷兰德和安德
森这样的杰才相互交流。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交谈认识到：对呀！我们可以采用归
纳学习法，不一定要采取演绎逻辑法。我们可以斩断均衡的困结，面对指向开放的进化，
因为其它学科对这类问题早已开展了研究。桑塔费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专用术语、比
喻、专家咨询等经济学领域急需的技术基础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桑塔费研究所使这
个新的经济学观点合法化了。因为当人们听说像阿罗、汉恩、沙金特这样的人物在撰写
这类的学术论文时，他们会觉得，那其他人照此行事也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近来，阿瑟每次参加经济学会议都可以看到事态在这样发展。他说：“一直都有人
对经济过程和变化的问题感兴趣。”确实，早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伟大的匈牙利经
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倡导过其中许多基本概念。“但我的感觉是，在最近四五年中，
有这种思想的人信心大增。他们不用再为只能对经济变化做出语言上的和定性的描述而
感到歉意了。现在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对经济过程和变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蓬勃发
展的运动，并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阿瑟说，这个运动当然使他的日子好过得多了。他的曾经不予发表的报酬递增率理
论现在有了跟从者，他被当作受人尊重的学者邀请到各种场合和很远的地方作学术报告。
1989年，他应《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邀请，为这个杂志撰写了一
篇关于报酬递增率方面的文章。“这是件令我最高兴的事。”他说。这篇文章于1990年
2月被该杂志刊登出来，使他成为1990年度进化经济学最佳研究熊彼特奖的获奖者之一。
但对阿瑟来说，阿罗在1989年9月对桑塔费式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才是令他最为感激
的。当时，肯·阿罗是在一个为期一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经济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
说的这番话。但不无讽刺的是，阿瑟那天基本上没听见阿罗在说些什么。他说，那天中
午他走出小教堂大门去吃午饭的时候，不慎严重扭伤了脚。整个下午他在小教堂改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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