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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这也是隐含在所有东方武术之后的规则：你
不是去阻止你对手的进攻，而是让他们冲着你来，当他向你冲过来的时候看准机会给予
他致命的一击。其思想就是观察、然后果断出击，正确把握时机。”
阿瑟不愿意深究这一观点对制定政策的意义。但他确实记得1989年秋天，在他离开
桑塔费之前，马瑞·盖尔曼力劝他共同主持的一个小型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探
讨如何将复杂性科学综合应用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价值和政策制定。比如像亚马逊
河流域，因为建路、建农场，雨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砍伐。阿瑟在研讨会期间所做出
的回答是，对雨林（或其他东西）制定政策应该从三个层次上进行考虑。
第一个层次是常规的成本回报法：每一个特定行动的成本有多大、回报有多大、如
何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阿瑟说：“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他迫使你弄明白每一个替
代方案的意义。当然，在研讨会上，有一些人对雨林的成本与回报问题争论不休。问题
是，这个方法总的来说是假设所有问题都已经界定清楚了、各种选择方案也已明确、政
治上也做了进退有略的安排，所以分析者的工作只是对各种方案做成本与利益的计算，
就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铁路调车场：我们都行驶在同一条轨道上，但我们可以用调度开
关来把火车引上其他轨道。”但不幸的是，对常规理论来说，现实世界总不是像我们所
界定的那样，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是草率而武断的主观判断
的结果，而对没人知道如何评估的事情给的就是零分。阿瑟说：“我在讨论中挖苦这类
成本收益分析说，保存有斑点的猫头鹰的‘收益’，是要看有多少人来森林游玩，多少
人能看到斑点猫头鹰，看到这些有斑点的猫头鹰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等等。这简直
是天大的玩笑。这种环境的成本收益分析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大自然的橱窗前说：‘那
好，我们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但我们自己不是局内人，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对这一类的研究毫无兴趣。如果问大自然如何对人类有利，那就太专横、太傲慢
了。”
第二层次的分析完全是制度和政治分析。阿瑟说：这是要弄明白谁干什么、为什么
干这些。“比如说，一旦你开始做巴西森林的分析，你会发现各种角色：地主、落户者、
牧场主、政治人物、乡村警察、道路建设者、土著人。他们不是对环境问题做决策的人，
但他们都是这个庞杂而互动的垄断游戏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环境。而且，
政治体系并非某种游戏之外的事物，而是游戏的结果，各种联盟和派系都是由此而生
的。”
阿瑟说，简而言之，你得把这个系统当作系统来看，就像一个乘在纸船上的道教徒
会观察复杂而永恒变化的河流那样。当然，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本能地就会这样来审时度
势。最近，经济学方面有些精彩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在1989年的研讨会上，
这个观点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似乎还是个新发现。“我在谈话中十分强调这个思想，”
阿瑟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想深入研究环境问题，就必须问自己这样的一些
问题：这和谁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会形成什么样的联盟、形成什么样的基本情势。这
样你也许会发现可能干预的突破点。”
阿瑟说：“所有这些都导向第三层次的分析。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看两个不
同的世界观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一个是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承袭至今的传统的均衡
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分的，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对人类最有利的均
衡点。如果你相信这个观点，那你就是在讨论‘自然资源的最优化决策’，这是我从研
讨会上最初的一个发言者那儿听到的词儿。”
“另一个观点就是复杂性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不可分的。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置身其中，在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之间不存在区分，因为我
们是这个相互锁定之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人类采取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行为，而不了解
整个系统会如何对此做出调整，比如像砍伐雨林，那我们就会连带出一连串的事情，这
些事情很可能会反过来以不同的模式迫使我们适应，比如像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所以一旦你放弃二分法，那么问题就变了。你就不能谈论最优化的问题了，因为
它变得毫无意义。这就好像家长要在与孩子的对立中找到最优化的行为方式一样。如果
你把自己的家当一个家来看的话，就会感到这个观点很怪异。你只能谈共处和相互适应，
怎样做对这个家庭最有利。”
“我所说的，对东方哲学来说基本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东方哲学一向把世界看
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世界观无论在科学界、在文化界，还是在西方，都变得越来
越重要了。人们的观念正在非常缓慢地从对自然的剥削，即，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转变
为人与自然的共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开始摒弃幼稚，变得成熟起来。当我们了解了复
杂系统，就是开始懂得我们是这个永恒变化、互相制约、非线性运动的万花筒般的世界
的一部分。”
“所以问题是，你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上采取行动。回答是，你要保持尽可能多的选
择。你选择的是生存能力和可行的方案，而不是所谓的‘最优化’。许多人都会对此发
问：‘这样你不就选择了较次的方案了吗？’不，你没有。因为利益最大化不再是一个
界定得很清楚的定义了。你要做的是在前途未卜的世界上变得更强健、更有生存能力。
而这反过来又会使你尽可能多地了解非线性关系和偶然因素的作用。你极其小心谨慎地
观察这个世界，不期望目前的状况会永远不变。”
所以，在这一切中，桑塔费研究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阿瑟说，当然不会是
另一个制定政策的智囊机构，虽然似乎总有人这样期望。不，桑塔费研究所的作用就是
帮助我们观察这个永恒流动的河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之所及。
“在真正的复杂系统中，不会存在一模一样的模式，但其中有些共同的主题却是可
以辨认出来的。比如，你可以笼统地谈及历史上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与那个革命
也许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要用比喻。其实，许多政策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恰当的比喻。
反过来说，糟糕的政策制定总是与不恰当的比喻有关。比如说，把反毒比喻成‘战争’，
让人想象到枪炮和军事进攻，也许不太恰当。”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成立桑塔费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样的研究所成为
创造复杂性系统的比喻和词汇的地方。如果有人在计算机上做了一项非常精彩的研究，
你就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比喻。让我们把它称为混沌的边缘。’或随便什么。
因此，桑塔费要做的是，在对复杂性系统做出充分研究之后，告诉我们有哪些可供观察
的模型，有哪些比喻适用于永恒变化、不断发展的复杂性系统，而不是告诉我们有哪些
比喻可以适用于机械运动。”
“因此我认为，聪明的做法，是让桑塔费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阿瑟说。“把它
变成一个出售政策的商店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会使桑塔费的意义贬值，最终使它走
向反面。因为当前所缺乏的正是对复杂性系统运作机制的了解。这是今后五十年到一百
年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阿瑟说：“我觉得从事这类研究与个性有关。从事复杂性研究的都是些喜欢过程和
模型的人，他们与习惯于静滞与有序的人正好相反。我知道，在我这一生中，只要碰到
简单的规则产生出涌现而复杂的一片混沌时，我就会禁不住说：‘啊，这太棒了！’我
觉得，有时其他人碰到这种现象会退缩回去。”
他说，大约在1980年的某段时间，当他仍在苦苦阐述自己对具有动力的、进化的经
济学观点的时候，他碰巧读到遗传学家里查德·列文丁（Richard Lewontin）的一本书。
他被其中的一段话所震撼了。列文丁说，有两种科学家。第一种科学家把世界基本上看
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力量在某一时刻将整个系统略微推离了均衡点，他
们会感到，从通盘来说，这个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列文丁把持这种观点的科
学家叫作“柏拉图派”，因为柏拉图这位雅典哲学家曾声称，我们周遭这个混沌而不尽
完善的世界不过是尽善尽美的“原型”的各种影像而已。
而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看作同种物质以无穷
无尽的不同组合不断循环往复。列文丁把这些科学家称为“赫拉克利特派”
（Heracliti－ans），因为赫拉克利特这位爱奥尼亚哲学家曾热烈而诗意地认定，这个
世界处于流动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比柏拉图几乎早一个世纪的赫氏因观察到“你
踏入同一条河，但流过的却是不同的水流”而著称。他的这句话被柏拉图意解为：“一
个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阿瑟说：“列文丁的这些话对我是一个启迪。我终于对周遭的万事万物恍然大悟。
心想，我们终于从牛顿的理论中醒悟过来了。”
苦行僧的粗布衣服
当布赖恩·阿瑟于落日的余晖中驱车返回时，桑塔费的赫拉克利特派主将正准备辞
职隐退。尽管经济学研究项目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尽管桑塔费掀起了一场混沌边缘、
人工生命等理论的知识热潮，但乔治·考温却非常清楚，桑塔费研究所的永久性基金还
是等于零。都已经6年了，他实在是厌倦了经常要向人乞求运作经费，厌倦了为经济学
项目会不会变成一只独控研究所的八百磅的大猩猩而担忧。说起这个八百磅的大猩猩，
他还厌倦了不断要与马瑞·盖尔曼为桑塔费研究所的意义而进行意志的较量，包括对复
杂性革命对人类创建一个永续的未来的意义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考温感到疲惫不堪。
他已经创建了桑塔费研究所，并已经使之投入运转，他希望能将有生之年投入到研究所
的科研工作中去，投入到这个陌生的、新兴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中去。所以，在1990年
3月召开的桑塔费研究所的年度董事会上，考温呈交了自己的正式辞职报告。他告诉董
事会成员们，他再给他们一年的时间，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来选择一个接替他的人，而他
则在这一年中尽力为研究所寻找到稳定的基金来源。但仅此而已。
他说：“我觉得该是换一个新人来执政研究所的时候了。年度董事会是在我七十岁
生日刚过一周后召开的。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过，到七十岁时我不会自以为事
事缺我就办不成，我见过太多挡道的老家伙了。有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该是他们一
展身手的时候了。”
桑塔费研究所的常客们并没有对考温的辞职报告感到大惊小怪。他最近看上去非常
憔悴疲惫，大家都开始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脾气也变得反复无常，经常前一天笑容可
掬，第二天就变得暴怒而悲伤。他经常对人说，他1984年当这个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就想
申请辞职，之所以一直干到现在，是为年轻的接班人做铺垫。他早就不止一次地说他要
辞职，又被劝留了下来。在1989年的董事会上，他就暗示该是他退位的时候了，并指定
了一个为他寻找接班人的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不得不加快行动，真干实事了。
但这正是这个寻找接班人的委员会和所有人面临的问题。考温是构想成立这个研究
所的第一人。他最早预见了复杂性科学，那是在其他人还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门科学
之前。在创建桑塔费研究所，使之成为使所有成员都感染上知识热情的家园上，他是贡
献最大的人。就像朗顿所说的那样，只要看见考温坐在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里，不知为
什么，你就会觉得一切顺利。没人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考温卸任，谁来接替合适呢？
考温自己对此也茫然不知。但起码现在他还没空为此担忧。今后12个月的压力只会
有增无减。“在我明智地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前，我希望获得今后三年基金的保证，
这样我的接班人就不会一上台就穷得叮当响。”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