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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不是把别人的意见忽略不计，那就是更加清晰地重申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总是以
他的知识能力和个性力量压制其他人的意见。一个有目共睹的危险是，桑塔费研究所会
成为盖尔曼个人热情的载体。”
这当然也是考温看到的危险。公平地说，考温也听到盖尔曼谈及研究所需要多样性、
需要容纳多种观点。但他仍然认为，如果盖尔曼当了所长，他就会破坏研究所不拘一格
的自由学术气氛和多元性。尽管他并不是有意要这么做，但所有真正的思想者都会明智
地离去。考温说：“马瑞总是认为他的观点是唯一可能的观点，总是要改变别人的观
点。”
考温这么认为自有他的道理。自研究所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和盖尔曼做斗争。当
然，他尽力控制不要让他们之间的争论恶化。考温深深感到他和研究所有多么需要盖尔
曼，他感到常常不得不向盖尔曼让步，许多人都疑惑他这样做是否是因为被盖尔曼的诺
贝尔奖给吓住了，但有时考温也会感到忍无可忍。
比如，他们对什么是研究所最合适的研究课题一直争论不休。盖尔曼说：“我认为
桑塔费研究所的主题应该是对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研究。对我来说，宇宙的简单规律及其
概率特点、信息的本质和量子力学，这些是我们所研究的主题的整个基础。在桑塔费，
我们已经对信息和宇宙做过两次讨论了。在早期，我们还成功地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用
对数学、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的总观看法来探讨超弦。但研究所反对研究超弦，对此施加
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从此再也没有研究过超弦。研究所所长乔治·考温非常不喜欢研究
这些。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其实，考温并不是讨厌研究超弦。所谓超弦理论，即假设的“万有理论”，旨在把
所有基本粒子描述成微乎其微的、纯能量的、剧烈振动的弦，是非常精彩的理论。只是
有许多地方、许多人都在研究超弦，人们在那些地方可以尽情地研究超弦、夸克和宇宙。
他认为桑塔费研究所没有时间和资金来做这种重复性的研究。（考温并不是唯一这么认
为的人。科学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对超弦研讨会的看法都是：“再也不举办超弦研讨会
了。”）但对考温来说，真正令他恼火的是，盖尔曼的“简单性”听起来像是以伪装出
现的还原论。他发现盖尔曼显然喜欢拒绝任何他个人不感兴趣的研究，比如像化学或固
态物理学。（他当着菲尔·安德森的面把固态物理学贬为“污态物理学”，显然是故意
要激怒安德森。）考温说，也许盖尔曼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但其中尚未完全揭开面纱
的内容是：盖尔曼认为，桑塔费研究所对集体行为的研究是实用主义的和混乱不堪的，
因而是非“知识性”的。
对局外人来说，考温对盖尔曼的简单性概念的怒气听上去有点像中世纪时对神学要
旨的神秘争辩。但考温和盖尔曼却为此争论得怒不可遏，这种争论经常会引向别的话题，
也会导致其中一人猛然摔下电话。考温尤为清楚地记得1987年的一次争论。那是一次私
人聚会，当时有五、六个桑塔费的主要人物围坐在餐桌旁，讨论应该如何形容桑塔费研
究所。考温说：“每当我们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复杂性科学，马瑞就会补充说，‘还有构
成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则。’他指的是夸克。他话中的含义是，社会组织是由众多的夸
克组成的。你可以通过对夸克的研究，理解夸克的各种聚合物。”
考温说：“我把这称为理论物理的宗教，这是对对称性和全面还原论的信仰。我不
认为我们有任何理由来遵从这个观点。所以我就说，我们不打算研究夸克。”考温认为，
涌现的、复杂的系统代表了某种新的、基本的概念，我们需要用这种概念来了解物质超
越其基本作用力法则的宏观行为。考温的观点得到了在场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马瑞直截了当地说，他绝不认同。嗯，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马瑞想强调他自己
想怎么做，然后希望其他人能按照他的思路去做。我觉得他这也太自我中心了，所以大
发脾气。”
确实，当时考温在盛怒之下，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说：“我不干了。”就走出了房间、
奈普和卡罗瑟斯赶紧追出门去，大叫：“乔治，回来！”
他最终还是回来了。但那次事件以后，盖尔曼几乎再不提“简单性”这个词了。
但考温对简单性的恼怒，与他对研究所的“全球持续性”项目的恼怒比起来，就算
不得什么了。起初，这是考温的项目，这个项目稍稍反映了他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前
景的深切关注。但他当时并没有把这个项目称为“持续性”。他最初的概念是“全球稳
定”或“全球安全”。1988年12月，他以“全球安全”为名组办了首届小型研讨会。考
温说：“起初研究讨论的像是某种国家安全，但很快讨论的内容就大大扩展了，扩展到
今后一百年中我们怎么避免‘A级’灾难，生存下去？即某种一代人都解决不了的难
题。”在混沌边缘的术语中，避免这样的灾难意味着要寻找到某种阻止巨大的毁灭性崩
落的方法。“起初，我把核战争列为最大的A级灾难，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列为次等的B级
灾难。但到我们召开这次研讨会时，美苏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这类的核战争问题在我
的灾难排名上落到了第五位。人口爆炸问题，即厄里奇式的灾难，继之上升到首位，排
名第二的是可能的环境灾难，比如像温室升温效应。对此我个人倒并不认为是A级灾难，
但其他人认为是。”
对此的讨论有一阵子是低调的，主要是因为考温无论有没有空都坚持自己组织小型
会议。但后来盖尔曼也开始对此发生了兴趣。用全球性的、整合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的长
久生存性这个想法正好和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毕竟，盖尔曼的科学入门就是起自他五
岁时在中央公园的大自然中的那次散步。他最为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保护，特别是雨
林生物的多样化。所以他就介入了这个项目，非要把考温的全球稳定研究项目推向他希
望的方向。到199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修改了这个研究项目的议题，把它变成了他
的项目。
他主持这个项目比考温要激进得多了。盖尔曼不只是对避免灾难感兴趣，而且还要
获得全球“持续性”状态，无论这个词有多么模棱两可。
在1990年5月的桑塔费研讨会上——那时盖尔曼已经和考温共同主持这个项目了—
—盖尔曼指出，近来“持续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时髦的胡言和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切正常。但一切正常正是问题所在。在迈克阿瑟基金
会主任盖尔曼的协助下创立的环境智囊库，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格斯
·斯佩特（Gus Speth）和该所的其他人都认为，只有人类社会在几十年之内经历起码
六大根本转变，全球的永久持续性才有可能实现：
1、在人口统计上，过渡到大致稳定的全球人口。
2、在技术上，过渡到人均对环境的最小影响。
3、在经济上，过渡到能够对商品和服务实行真正的成本兑付，包括对环境成本的
计算，这样，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就会基于脱离对大自然的盘剥，而不是基于
对大自然的消耗。
4、在社会组织上，人们要过渡到能够共同承担对大自然的损耗，同时增加世界上
穷人的非破坏性就业机会。
5．在机构上，过渡到建立有利于全球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超国界联盟，并允许
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交融。
6．在信息传递上，我们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全球监控要能使大多数人懂得我们现
在面临的挑战的本质。
当然，其诀窍在于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避开考温的A级全球性灾难。盖
尔曼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到这些，那么对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显然就是至关重要的。
对这六大基本转变的认识意味着对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理解。
你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只从单个问题出发，就希望能对整个系统的行为做出描述。唯一
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系统来看，即使目前的计算机模型尚原
始粗糙。
盖尔曼说，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就要确保未来的彼岸是
一个值得生存的世界。一个永久持续的人类社会很容易变成控制严酷、毫不宽容、失去
人生自由的奥威尔式的可怖的社会。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很强的适应性、很强健、对
灾难有灵活的应付能力的社会，一个可以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社会，一个不死板僵
化、能够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社会。
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显然是一场逆流而上的奋战。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管理者们
总是非常理性，他们看到的是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事情，总是寻找能够防止这些不利后果
发生的技术手段。所以我们才会有避孕措施和军备限制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当然很重
要，但真正的解决方案所要求的要比这多得多。真正的解决方案有赖于我们克制、升华
和转变我们的传统欲望，比如像要超越和战胜我们的对手，特别是他族的对手的欲望。
这些冲动也许曾经是可以调整过来的。但现在确实已经在我们头脑中扎下了根。可我们
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冲动存在了。
盖尔曼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受到迷信、神话故事的威胁，
顽固地拒绝认识这个星球的紧迫问题，坚持各种形式的部落制思维方式。所以，要实现
这六大根本性转变，就必须就原则性问题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和对地球未来的理性看法，
当然更要做到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理性地管理我们自己。
但另一方面，“如何宽容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盖尔曼问。这不是政治上是否正
确的事，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文化是不会被法令所连根拔除的。看看伊朗国王想
全盘西化伊朗而引起的强烈反抗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容忍多元化文化的存在，
就会完全失控。而且，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一个永久持续的世界，就像基因的多样性对于
生物一样重要。盖尔曼说，我们需要跨文化的大融合。“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物质的需要超过了对精神的需要。”从长远来说，要解决物质和精
神这个两难的问题，不但需要敏锐的感觉，更需要行为科学研究有新的突破和更深刻的
发展。治愈每个人的精神疾病并非易事，治愈社会痼疾也并非易事。
盖尔曼说，当然，研究这类多面的、相互深刻关联的系统正是桑塔费研究所成立的
目的。但他认为，这个研究所的规模太小了，无法独自承担对全球持续问题的研究，需
要有像世界资源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和迈克阿瑟基金会的共同参与（实际上迈克阿
瑟基金会已经是该项目的资助机构之一了）。盖尔曼说，应该由这些机构来承担政策方
面的研究，而桑塔费研究所则从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样他们就可以起步，将持续
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了。
到了1990年5月，这个研究课题已经被改称为“全球持续”项目，而且早已不在考
温的控制之下了。考温唯一能做的是把气憋在肚子里，沉默地听凭它发展。毕竟盖尔曼
是研究所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比考温更有权对任何项目的研究方向发表意见。盖尔
曼能够、也确实做到了让这个项目按他的意愿进展，而考温作为研究所所长，只能负责
出去为这个项目筹措资金。
就好像这些还不够令考温气恼似的，盖尔曼的研究议题更让考温气上加气。其实考
温并不认为这个研究议题有什么不对。考温最初也是认为当今的世界远不能持久，这个
世界急需根本性的改变。惹恼考温的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盖尔曼和他在布鲁金斯、迈克
阿瑟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同伙们过于自信了。尽管盖尔曼的主张与他们实际所做的完全
不同，但只要你实际听听他们所说的，就无法不感到他们认为自己完全知道问题的症结
所在，完全知道解决的办法，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采取保护雨林的行动。
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考温一个人。在研究所，有许多人都对全球持续项目抱有很深
的疑虑。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了某种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了。“如果你早就知道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