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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的读者不会认为此文有什么技术上的错误，只是他们也不会承认此文所描述的这项
研究有任何价值。《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在换了一个总编以后暂时接受了他第二次寄去
的这篇论文，但在内部被来回推诿长达两年半之久，同时还要求作者做了无数次修改之
后，最终又一次退了稿。英国的《经济学杂志》只是简单地答复说：“不！”（在重写
了十四次以后，这篇论文最终被《经济学杂志》接受，于1989年3月以《竞争中的技术、
报酬递增率、历史事件导致的锁定》为题目登载了出来）。
阿瑟陷入了绝望的愤怒之中。当年马丁·路德·金还能把他的九十五篇文章钉在威
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让每个人都能读到呢。而在现代的学术界，没有教堂的大门，一个
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一份正式杂志刊登出来，就等于并非正式存在。令他倍感灰心丧气、
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报酬递增率这一观点最终开始流行起来，变成了经济学领域的某
种运动，而他却因论文被扣压数年，竟无法加入这场运动。
举经济历史学家为例。他们是从事技术历史、工业起源和真正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性
研究的学者。斯坦福大学有一群第一流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们是阿瑟最初的和最热情的
支持者。因为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压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如果被他们真正接受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说的是，历史与经济是毫不相干的。处
于完美均衡之中的经济是存在于历史之外的。无论发生什么样历史事件的干扰，市场总
是会趋于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选择。有少数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认为的。美国许多大学的
经济系也正在考虑废弃经济历史这门必修课。所以经济历史学家们喜欢阿瑟的关于历史
事件导致“锁定”这个概念，喜欢一件件小事会导致重大后果这个观点。阿瑟关于报酬
递增率的观点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没有人比阿瑟在斯坦福的同事保罗·戴维（Paul David）更有效地鼓吹他的这一观
点的了。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戴维就独立发表了几篇关于报酬递增率和经济历史方面的
论文。但从阿瑟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戴维的支持也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在1984年底
的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全国大会上，戴维参加了一个“历史的作用是什么？”的专题讨论。
在讨论中，面对在场的六百多名经济学家，他用QWERTY键盘设计这个例子来讲解被历史
事件锁定和途径依赖的观点。他的演讲引起了轰动，就连最顽固的数学经济学家也被他
打动了。现在有了一个理论依据来证明历史是重要的。《波士顿世界》还报道了他的这
次演讲。阿瑟很快就听见人们问他：“噢，你是斯坦福来的呀，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保罗
·戴维关于历史事件造成的锁定效应和途径依赖的研究？”
“这简直糟糕透了。”阿瑟回忆说。“我感到我想说话，但却没办法说出来。我的
成就被记在了别人的头上。好像我只是在跟随，而不是在领头。我感到我走到了穷途末
路。”
1987年3月重返柏克莱大学时菲什洛和罗森堡的态度导致了阿瑟的精神崩溃，那次
可以算是他情绪的最低潮了。但还不止于此。他开始做起了恶梦。“一周里我三次做到
同一个梦，一架飞机起飞了，可我却不在飞机上。我觉得我肯定是被拉下了。”他开始
认真地思考是否要放弃经济学，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人口统计学研究上。他的学术事业
似乎已经化为灰烬了。
使他坚持下来的是他顽强的性格。他说：“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推啊，推啊，推
啊，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个学术体系总有一天会不得不做出让步。”
结果他是对的。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他没有再等太久。
第二章 老帅倒戈
倒霉的柏克莱之行的一个月以后，1987年4月加州的一个艳阳天，布赖恩·阿瑟在
穿越斯坦福大学校园时吃惊地看到一辆自行车猛地停在了他面前。车上跨着一个身着运
动服、打着领带、头戴一顶白色旧头盔的著名人物。“布赖恩，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肯尼思·阿罗叫住他。
是阿罗。阿瑟立刻警觉了起来。确切地说，倒不是他怕阿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
阿罗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的始作俑者，而阿瑟反对的则正是这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
但阿瑟知道，阿罗是一个和蔼可亲、思想开通的人，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一场痛快淋漓
的学术辩论。他是一个在把你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后仍然可以是你的朋友的人。但，怎
么说呢？和阿罗谈话就像和教皇谈话一样，正是这一点让阿瑟感到有些惕怵。阿罗十几
年前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六十五岁的阿罗思维仍
然如闪电般敏捷，而且听说他对草率的推理极不耐烦。他只要一走进房间就能整个改变
一场学术讨论的气氛：发言者开始感到如履薄冰，听众则停止了玩笑，挺直了身板，人
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异常小心地斟酌自己的提问和评论。因为谁也
不想在阿罗面前表现得像个白痴。
“哦，你好。”阿瑟说。
阿罗显然有什么急事要赶着去做。他急促地对阿瑟说，他正在帮新墨西哥的一个小
型研究所筹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将于今年夏末召开。
他负责为这个研讨会邀请十名经济学家。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尔·安德森负责邀请十名物
理学家。“你能不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并拿出一篇关于形态锁定的论文？”他问。
“当然。”阿瑟立刻表态说。形态锁定？什么是见鬼的形态锁定？难道阿罗谈的是
他在形态锁定和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难道阿罗竟然知道他在报酬递增率方面的研究？
“嗯，这个研究所在什么地方？”
“在桑塔费，就在洛矶山脚下。”阿罗答。他重又骑上车，匆匆告别，答应马上给
阿瑟寄些资料来，然后就骑走了。阿罗沿着斯坦福大学校园内棕榈叶遮荫的大道一直骑
出去好远，阿瑟还能看到他的白色头盔。
阿瑟一直望着阿罗骑车远去的背影，极力想弄明白他刚才到底答应了做什么？他搞
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令他更为惊讶：是物理学家想和经济学家对话呢？还是阿罗想和他谈
话？
几周以后，1987年5月的一天，阿瑟接到一个从桑塔费订来的电话。打来电话的人
声音柔和地自我介绍说，他叫乔治·考温。考温在电话上感谢阿瑟同意今年秋天来参加
经济学家的研讨会。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视这个研讨会。桑塔费研究所是一个
由物理学家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一些人创办的小型私营机构，致力于复杂系统各个方面
的研究。所谓复杂系统的各个方面，指的是从凝聚态物理学到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包
括任何内部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因素的事物。这个研究所没有教职工，也没有学生，
但却在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在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起联络网。经济学家便是这个联络网上
重要的一环。
考温说，他打电话给阿瑟的真正意图是，肯·阿罗建议桑塔费研究所邀请阿瑟来做
访问研究员。也就是说，阿瑟可以在研讨会召开前几周来桑塔费，在研讨会召开以后还
可以再在研究所住上几周。这样，他就有时间和其他住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块儿工作，
共同探讨。对此他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阿瑟说。秋季到桑塔费住上六个星期，所有费用都不必自己负担。
为什么不呢？此外，他不得不承认桑塔费这个强大的学术火力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盖尔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这是继阿罗和安德森之后阿瑟听说的与桑塔费有关的第三个
诺贝尔桂冠得主。盖尔曼是“夸克”（quarks）理论的创始人。夸克是运动于质子和中
子之内的最小的粒子。阿瑟仍然不太明白这个叫老温的人所说的“复杂系统”究竟是什
么，但整桩事情听上去已经让他觉得疯狂到足以撩起他的兴趣了。
“哦，顺便问一下，”阿瑟说，“还没人向我提及您的大名。请问您在桑塔费研究
所担任什么工作？”
电话的那端停顿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咳嗽。“我是所长。”考温说。
乔治
其实阿瑟并不是唯一被桑塔费研究所所困惑的人。每一个第一次接触桑塔费的人总
是会感到有些震惊。这个地方整个儿地摧毁了旧框框。这是一个由年迈的学术巨子创建
的机构，他们头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地位特殊、声名显赫。他们是些你以为会最安于现
状的体面人物，但其实他们却是在借他们的声望作为平台，来掀起一场他们自称为科学
革命的运动。
这个研究所的成员主要由核心物理学家和计算机高手组成。他们来自罗沙拉莫斯这
个最初研制核武器的秘密军事基地。然而在研究所的走廊里却充满了对“复杂”这一新
科学的激动人心的讨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复杂就好比一个大同世界，能涵盖从进化生
物学到诸如经济、政治、历史这样的模糊学科——更别说能够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更加恒
久而和平的世界。
简而言之，这整个儿就是一桩怪事。如果你试图把桑塔费研究所想象成是发生在商
界的话，你就得想象成是IBM公司总部研究所的主任离任了，回到自家的车库里办起了
一个小小的新时代算命咨询服务公司，然后还说服了全录（Xerox）、通用汽车公司
（Chase Manhattan）和大通银行（GM）的董事长也加入了。
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幅图景的创建人——乔治·考温，罗沙拉莫斯研究所前主任—
—是一个与新时代截然相反的人物。六十七岁的考温是一个说话温和、即将退休的人。
他穿着高尔夫运动上衣，敞着毛衣，把自己弄得有点像特丽莎修女。他并不因为有领袖
魅力而名声在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他总是站在一旁倾听的人。他当然也并没有因为
雄辩的口才而闻名遐迩。任何人只要问他为什么要创建桑塔费研究所，总是会听到他的
一番既精确又高度理性的关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现状和抓住科学机会的必要性的谈论—
—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严肃的专家评论。其实听
者会慢慢认识到，考温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确实是一个热情而志向不移的人。他完
全不把桑塔费看作是一桩怪事。他认为桑塔费所要达到的目的远比他本人、比罗沙拉莫
斯、或任何其他导致桑塔费创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远比桑塔费研究
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说，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后还有其他人会沿着这
一思路从头做起。对考温来说，桑塔费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为整个科学界获得拯救和新
生的契机。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然在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久远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科学家是
完全有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的。乔治·考温从来没有
为此而后悔过。“我这一辈子有过其它的考虑，”他说，“但为道德而后悔？从没有过。
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也许会因为生化武器而离毁灭更近。我怀疑，如果四十年代的许
多事件不发生的话，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否会更好。”
他说，确实，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对核武器的研制几乎是出于道义的必要性。
在二次大战期间，考温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是在和纳粹拼命竞争。当时纳粹仍然拥有一
些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炸弹设计上领先于美国——虽然这个假设后来被证
实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有所突破，希特勒就会研制出原子弹。那就
完了。”考温说。
实际上，他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出台以前就整个儿地卷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41年秋天，他才二十一岁，还在家乡麻省武斯特（Worcester）理工学院化学系上大
学一年级时，就参与了普林斯顿回旋加速器研制计划。当时那儿的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
新发现的核子分裂过程、及其对一种叫铀－235的同位素的影响。考温原来打算在那儿
能修一些物理学课程。但1941年12月7日，试验室突然改为一周七天工作制，他的这一
打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他说，当时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物理
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否可能。“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