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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入《疯人》的作品共三十五篇，其中包括起释题作用的首篇《我怎样变为疯人》。严格说来，本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比较短，可归入现代寓言或哲理故事类。不过它们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又颇具“诗样散文”的特点，韵味上近于散文诗。而其余较长的篇章，如《主》、《我的朋友》、《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完美的世界”》等，则呈现出地地道道的散文诗的特征，故整个集子仍被称作是散文诗集。“疯人”、“疯狂”，这些词常常出现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有时嵌入标题，如短篇小说《疯人约翰》等，有时写入正文，如《暴风》、《节日之夜》、《掘墓人》等篇中。在《疯人》集中，除《我怎样变为疯人》外，至少还有五篇直接涉及到这一主题。它们是《我的朋友》、《七个自我》、《明智的国王》、《夜与疯人》和《钉于十字架》。但其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还要说是《我是怎样变为疯人》。这是一篇很有戏剧性的小品，描写“我”的“七个面具”被盗”“我”再也没有面具掩饰自己，只好“赤裸着脸来到街市”，但这反倒使“我”第一次“沐浴了阳光”，“心灵燃起了对太阳的热爱”，从此“不再需要面具”了。人们有的嘲笑这个没有面具的人，有的望而生畏，东躲西藏，有的则大声惊呼：“这是个疯人！”于是，“我”就成了“疯人”。
在纪伯伦的笔下，“疯狂”是十足的清醒，“疯人”是极有理智的离经叛道者。因为他没有用面具掩饰自己，敢于赤裸地站在真理的阳光之下，敢于呐喊，敢于反抗，敢于宣布自己发现的真理，敢于说真话，所以被传统卫道土贬斥为“疯狂”，称作“疯人”。纪伯伦在他的作品中借题发挥，塑造了一系列“疯人”或“疯狂之神”的形象，以不可以阻遏的狂狷之气，掀起摧枯拉朽的叛逆风暴，横扫腐尸，打倒偶象，破坏那个用旧制度、旧传统维系的所谓“完美的世界”。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纪伯伦目睹了人类互相残杀，弱小民族被宰割被吞噬，政治家的虚伪，军事家的残暴等等现象。人类和平不过是一句空话，世界大同成了一个梦幻。在《疯人》集里，有一篇《夜与疯人》，写出了“疯”的本质。“疯”，被玛丽与纪伯伦称作一种“生命的形式”。对此，玛丽曾在日记中写道：“他（纪伯伦）对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或冲动性力量的东西的评论，使我认识到他对自己的存在及各种形式的存在的感情，大大超过了和人有关的，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东西。”纪伯伦承认自己思想的变化，说，“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寒暑四季。灵魂的冬天不同它的春天，灵魂的夏季也不同于它的秋季。”纪伯伦用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创作了这个散文诗集，用他的话说，疯人“渴望着他的血”。
《疯人》中的许多作品，显示了纪伯伦的讽刺幽默才能。《稻草人》讽刺了把“能使他人恐惧”当成一种“深沉持久的快乐”的“哲学家”。《战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世界现实所写，立意巧妙，它以荒唐的理由、荒唐的判决暴露了牺牲无辜的政治现实，巧妙地揭示了一战的实质。《狐狸》则用最简洁的画面，揶揄了那种随时调整和降低自己目标的阿Ｑ式的“现实主义者”。《三只蚂蚁》嘲笑了高谈阔论，不堪一击的犬儒主义者。《两位学者》借喜剧化的手法，把一场“科学辩论”变为一场滑稽戏，侧面反映了作者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怀疑主义。纪伯伦在《疯人》集中所写的最具有讽刺力、最深刻的作品，应该说是《另一种语言》、《神赐福的城市》和《“完美的世界”》诸篇了。《另一种语言》极富艺术魅力。纪伯伦通过描写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的“心理”活动，揭示了“神甫”、“预言家”之流的谎言与虚伪。又通过33年后，这个孩子“早已忘却了”自己坦率真诚的语言，转而相信那个“预言家”的假话，反映了丑恶世界对人的异化。在《神赐福的城市》一文中，纪伯伦经黑色幽默的笔法，描绘了服从“神圣经典教义”的人们，断章取义自残肢体，过着独手独眼的“正常生活”，而把不自戕的人视为“异端”，呈现出一幅极为残酷的人生画面。这残缺的肢体，正是人类残缺的精神的外部象征。最可怕的是，这残缺却以“完美”而自居。
《“完美的世界”》是《疯人》的最后一篇，也是纪伯伦画龙点睛的一笔。文中的主人公“我”运用反语，说“我置身于一个完美的民族之中，我却最不完美”。而所谓“完美”，原来表现于“思想有条不紊”。“梦幻井然有序”，“观点注册登记”，人们的行动“整齐划一”，生活于“受控的秩序”中，“照一定的模式去施爱，按预设的程序来娱乐”。在这个所谓“完美世界”中，人们没有思考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完全受控于既定的传统与秩序，千篇一律，过着机械的生活。即使恶行与罪孽，也都变得十分“文明”而有序：“面带微笑地抢劫邻人”，“用片言只语灭绝一个灵魂，在一呼一吸间焚毁一个躯体，然后，当诸事完毕时去洗净双手”这不正是横行于世上的文明强盗的所作所为么？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把反讽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每一句话都包含丰富的深蕴，透射出现实批判力。
在《疯人》中还有两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诗，即《当我的忧愁降生时》和《当我的欢乐降生时》。在这组姐妹篇中，纪伯伦把抽象的心理活动和内在的感情作了人格化的描写，赋予“欢乐”和“忧愁”以生命，显得十分自然。由于纪伯伦给“欢乐”和“忧愁”这两个新生儿注入深沉的“母爱”，那失去“忧愁”与“欢乐”时的哀惋痛楚就愈加富于感染力，同时也显露了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冷漠人情。不过正如本集 《掘墓人》中所强调的，纪伯伦最终是倾向乐观主义的，他在埋葬“死去的自我”时，是“欢笑而至，欢笑而归”的。
在《上帝》一文中，纪伯伦再次表现了他的“人即上帝”，人神合一的思想。正如纪伯伦自己所说：“关于上帝的诗，是开启我的感情和我的思想大门的钥匙。”的确，许多行家很欣赏此文，认为它是“最优秀、最好的”，说纪伯伦用它“劈开了黑暗”。
《疯人》出版后，立即在文学界引起轰动。很多人想见一见这位作家——为了赞扬他或批评他。诚然，赞誉之词是相当多的，但纪伯伦并未因此而飘飘然。相反，他谦虚地说：“过高的评价让人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已感到自己的不足。”对《疯人》的抨击也是猛烈的，因为纪伯伦毫无顾忌地在其中揭示了人性与世界的阴暗面，在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太过分。鲁宾逊夫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的胞妹——评论《更辽阔的海洋》一文时，忧心忡仲地说：“这是一个魔鬼锻铸的摧毁性语言，对我们来说，不宜鼓励这种文学风格因为它歪曲价值，搅乱道德，把道德降到最低的等级！”
纪伯伦的这一作品很快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纪伯伦认为，诗是视觉的延长，他在谈论《疯人》时表示：“我希望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说：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逗留的世界，它遥远、安谧，它属于一种奇怪的、渴望着的生命……”。“我是自己的主！”
正像二十世纪初的许多东方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事实上，这转变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但一直到一战基本结束，纪伯伦的思想才进入到一个新高度成熟区。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是的，尼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但纪伯伦对于尼采的哲学并非全盘接受，并像传声筒一样去宣扬它们的。他认为尼采先于他“三百年”“摘去了他曾经将要采摘的那棵树上的果实”。纪伯伦与尼采一样，认为人类要“向前”并“向上”发展。但如果说尼采的终极目标是鄙视、憎恶人类的“超人”，那么纪伯伦的则是具有博爱之心的“神性的人”。尽管纪伯伦的诗文中出现过一些激烈的言词，甚至在《致同胞》中还说过“如今，我恨你们了！”那样过头的话，但这属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恨”，其出发点依旧是爱。
《暴风雨》成书于1920年，全集收集了纪伯伦在一次大战前后所写的31篇短文，其中一篇 《苏尔班》为短剧形式。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一场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狂风呼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她握着我的手—— ‘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
《掘墓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
纪伯伦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在风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纪伯伦由此为诗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
关于东方，东方痼疾的论述，是《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的部分。纪伯伦在《麻醉剂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东方是一个病夫”。不仅如此，东方在“灾病轮番侵袭”下，竟已“习惯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太爱听甜言蜜语，以为一切揭病灶、下良药、动手术的行为都近于疯狂。对于这一点纪伯伦是深有感触的。
东方的“病人”是如此，东方的“医生”又如何呢？纪伯伦发现，东方的医生很多，但大多数只开些能减弱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从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纪伯伦以这些只开“麻醉品”的庸医来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学者，甚至普通教师、邻人与亲朋。他们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愈他人呢？纪伯伦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东方世界的现状：由于麻醉剂的效力，“东方”在柔软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辈子，而当一个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摆脱这种状态时，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粗鲁的，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家伙”，并且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叛教者，正在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伤害着人类。
可见，这些医生的麻醉剂非但不能根治东方的病症，而且使东方的病情恶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疗，敌视那些企图将其从昏睡中唤醒的人。纪伯伦在《龋齿》一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借牙科医生对东方民族的龋齿仅仅进行表面修补，裹上金壳的无用之举，将粉饰太平的行为与民族的衰亡联系起来。
纪伯伦在《暴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