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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在《暴风》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为东方治病的医生们的悲剧。显然纪伯伦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主张用“解剖刀”挑开东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断的“手术刀”切除那危险蔓延的痈疽，从而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纪伯伦本人是一贯如此行事的，这才是真正的爱与忠诚。但他得到的却是嘲骂和诅咒，被宣布为“人道主义的敌人”！因此，纪伯伦在文中形象地描写出了“时代病夫”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掐死医生的可怕情景。在这篇文章中，纪伯伦所表现的愤怒超过了痛心。但这种愤怒终究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
《奴性》也是《暴风集》中的名篇。纪伯伦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奴隶。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写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过去了，我所见到的尽是屈辱的奴隶和带镣铐的囚犯。”然而这些奴隶们却顺从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纪伯伦写道：“我发现奴隶主义昂首阔步于各地的祭悼队伍之中，人们奉之为神灵”。纪伯伦看出一种奴性从属于奴性，存在着一个奴性的阶梯：“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祭司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不过是“坚立在骷髅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
纪伯伦列举了奴性的种种表现形式，有“哑巴式”，“聋子式”，“佝偻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则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一把朽骨的新坟墓。”
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喜欢坐而论道，不愿起而行道，这是纪伯伦发现和憎恶的另一个东方社会现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们”言辞娓娓动听，说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为了蒙蔽公众耳目，那些神父、教士们口口声声训诫别人，而自己从来并不身体力行”。在《言语与夸夸其谈者》一文中，纪伯伦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声音淹没在夸夸其谈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恼。纪伯伦叹道：“我的思想就丢在言语和夸夸其谈者中间”了！他忍无可忍地喊出：“我已厌烦了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
在《致大地》一文中，纪伯伦强调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他针对东方民族沉溺以往光荣，总爱夸耀自己悠久历中的心理与行为，说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绩忘却，必将元所创新”，这一名句。纪伯伦指出，“谁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叶，必将日益衰亡。”因此，纪伯伦呼唤暴风雨，目的是“用风暴武装，以现代战胜过去，以新的压倒旧的，以强大征服软弱。”
纪伯伦在《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理想。一株纤弱的紫罗兰想变成高大灿烂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这难以超越的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她的奋斗最后以悲剧靠终，但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死而无憾。其它平庸的紫罗兰们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但对于“野心勃勃的紫罗兰”来说，她已经历过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再无遗憾了。
《暴风集》是纪伯伦最优美的散文诗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语言纤细柔弱的风格，而以火、以风暴锻铸出简洁、有力的文字。纪伯伦呼唤着摧枯拉朽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
1923年，《暴风集》的延续——《珍趣篇》出版了。这本书不是作者本人与出版商联系编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书局编辑出版的。由于它是从散见各处的纪伯伦的作品中选辑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内容上与纪伯伦的某些集子有重复。
《珍趣篇》是一个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综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诗十六篇，韵诗十四首，文学论文与评论五篇，剧本一个。这些作品也大都写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内容与主题上与 《暴风集》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散文诗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气势壮阔、形式新颖、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体相近的句式，对应重复，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纪伯伦的爱国主义和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
纪伯伦采取叙述加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黎巴嫩。
你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
纪伯伦指出，他的敌对者缔造的黎巴嫩，是解不开的“政治死结”。针对在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卖，被教会欺骗的现状，纪伯伦写道：“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军队司令的棋盘”，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是无休止的“谎言”和“辩论”。这样的黎巴嫩不会长久，它很快将走向灭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纪伯伦心目中的黎巴嫩，则是瑰丽无比的大自然，是“悠远的思想”、“炽势的感情”、“神圣的语言”，是“青年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是“朴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纪伯伦心中，这些都是被黑暗一时遮盖了的黎巴嫩的本色，这样的黎巴嫩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气勃勃的青年”。
在纪伯伦看来，黎巴嫩的儿女应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传统的优秀品格，他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这些儿女们包括为黎巴嫩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包括“把自己的灵魂倾注于新杯中的诗人”，他们是“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是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
这篇散文诗表达了纪伯伦热爱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并将显示出跨世纪的魅力。
《珍趣篇》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独立与红毡帽》，通过一位同胞为了强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拒绝在法国客轮餐厅脱下他的红毡帽这件小事，引发出纪伯伦对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视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们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的”，同胞们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纪伯伦呼吁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争“独立”，要争“技术独立”与“工业独立”。他说这是“悬于每个人头上”的问题。在当时，能这样清醒地看到并大胆指出民族奋起的先决条件的人是不多的。
可见纪伯伦是注重事物的本质的。在《皮壳与内核》一文中，纪伯伦把他的这个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于它的“表象”，而在于它的“内蕴”，事物不在于它的“皮壳”，而在于它的“内核”，人不在于他的“面孔”，而在于他的“内心”。对于宗教、艺术、社会与个人，也应首先看到它 （他）们的内部本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见得有多少让人特别惊奇的地方，但在那时，宗教家、政治家、“学者”都唱着动听的歌曲，糟糠与精华难辨，对于那些东方人，尤其轻信的阿拉伯人，的确是一种及时而可贵的忠告吗。
纪伯伦在同胞中一直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是果实累累无人采摘的孤独，是一个慷概的给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独，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独。在《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一文中，纪伯伦向人们披露了作为精神富有的孤独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们更深地了解纪伯伦本人。
通过《我的心灵告诫我》、《完美》、《孤独》、《更辽阔的海洋》等文，纪伯伦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辽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这里，纪伯伦时而是哲学家，谈论现象与本质；时而是道德家，表达无私给予者的烦恼；时而是美学家，探讨“完美”的终极意义；时而是心理学家，寻求诗人孤独的原因和心灵沟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灵为伴，巡视着这个世界，希望找到一个涤荡污垢的大海，他们找到了，但海滩上充斥了世间的俗人与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者，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又去寻找“更辽阔的海洋”。
《珍趣篇》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珍闻与趣谈”。在这里纪伯伦展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这时纪伯伦的笔已不像过去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纪伯伦的主题也渐渐从“破坏”转移到“建设”上来。“笔会”的中坚
就在出版《风暴集》的1920年，纪伯伦和侨居北美的部分阿拉伯海外文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笔会。这是阿位伯海外文学家的第一个文学团体，也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团体。
1920年4月20日晚，纽约的侨民文学家在《旅行家》周报编辑部聚会，共同商讨旅美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除纪伯伦外，还有米哈依勒·努埃曼·纳希卜·阿里德拉希德·阿尤布、阿卜杜勒——麦希赫·哈达德、纳德拉·哈达德、威廉·卡茨菲里斯等六位作家。他们分别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是一批经历曲折、抱负远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他们原先把纳希卜·阿里德主办的《艺术》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刊物被迫停刊，后来也未能恢复起来。于是他们又围聚在另一个阿拉伯文刊物《旅行家》周刊周围，把这个杂志作为展示他们思想和艺术成果的舞台。他们的文学素养、创作能力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学爱好相近。爱与憎的感情相似，在艺术上和心灵间有某种契合。在这个小小的文学群体中，纪伯伦显示出他的才力过人。他不停地写作，发表诗文，成为他的文学之友的楷模。
在4月20日的这次聚会上，纪伯伦和他的朋友们达成了如下共识：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使之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有效的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侨民文学家应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为实现阿拉伯文学的历史性转变而共同奋斗。
他们的热情越来越高。紧接着又于4月28日在纪伯伦的住所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次的七位作家外，还增加了一位，名叫伊里亚斯·阿特拉。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通过了正式成立笔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选举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为顾问，卡茨菲利斯为司库。这样一个在纪伯伦领导下的阿拉伯文学团体就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诞生了。
纪伯伦、努埃曼等代表了旅美派文学家的基本方向。他们主张，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家应具有敏锐的感觉、严密的思想、远大的目光，而且应能阐释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对自己心灵的影响。他们为笔会规定的宗旨是：为阿拉伯文学的肌体注入“活的灵魂”，用新精神抵制旧精神，把阿拉伯文学从古老陈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确立新精神并不是要割断与古人的一切联系，相反，卓越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是后人寻求启示的泉源。
纪伯伦还为笔会设计了一个会徽。这个会徽设计得十分别致。在圆形图案的中央有一本打开着的书，书上写着这样新颖的口号：“上帝（真主）有一人间宝库，钥匙便是诗人之舌”。书的上方有一轮太阳当空悬挂着，书的下方是一盏灯，灯的右边是插入墨盒中的笔，左边是墨水形成的光焰。在圆形图案下方，是笔会的名称，上面是用类似库法体的阿拉伯文写成，下面则是用英文写成。
笔会的章程、会徽和口号，显示出旅美派文学家的奋斗目标和作“上帝”代言人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要用自己的舌与笔，打开人间宝库，建起文学丰碑。
纪伯伦是笔会的中坚和旗手，他一直积极组织和参加笔会的各种活动，用精美的作品去充实笔会的文学专号。他和大家一起精选纸张、设计封面、整理材料、确定版式、悉心编辑。笔会的创作活动通过新闻报刊的各种渠道，及时传回阿拉伯各国，它的影响逐渐扩大，纪伯伦的声名也更